一般人们对中国历史有各种程度的认识，可若说有真正探讨中国史的大马人不多。纵使真了解中国史，也几乎受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常把事件过度简化，用马列观点诠释现象，因此有必要开展新观点以制衡，提供更多的思路供参考和想像空间。笔者就此向读者们分享一些对中国史的浅见。
契丹、西夏和女真被认为是被汉化的代表，从其经历看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史料得知，塞外族群并非为中华所动，而是基于统治中原所需，一手仿效法宋廷拟科举官制，另外续留狩猎、祭祖、萨满和避暑等的习俗，其本族群认同从未被根除，将之强加汉化仿佛过于牵强。
大陆学界称“一国两制”，惟这说法过于简化，毕竟民国以前的中国是没有“国”的概念，而且塞外族群复杂，也不完全只有“两制”，因此，中国史不是唯中华独占，而是一部东亚区域的世界史。
常闻人高捧蒙元的武威披靡，视元朝为中国文明之傲。实际上，游牧的蒙古人是以歧视政策压迫中原，强征农地改为牧地，在前金、前宋故土推行军政合一的行省制，建立蒙古人为核心的达鲁花赤统治，甚至外贸兴盛于蒙元亦对汉族农业社会的反扑结果。而忽必烈以后出现崇汉风气，也纯粹昙花一现，崇汉派被指伤风软弱的标签，故“鞑靼人”未自视为中华，事实上蒙元对中原进行著残酷的殖民剥削。
清代是一个常放大为汉化成功的范例，尤其康熙帝册封孔圣人一事常被提及。可满清君主实行的是多层次的统治手段：爱新觉罗是满洲八旗的核心家族外，同是蒙古宗亲权贵的亲家，是西藏达赖喇嘛和新疆回民的信仰捍卫者，继西南部族改土归流后的共主，更是中原汉人的皇帝。故满清统治者的多重形象说明“皇帝”只是驯服中原的框架之一，推崇儒学和施行科举的举措也不例外。
直到清末，尽管八旗军威消逝致使满人大权旁落，宫廷公文仍采满汉双语甚至纯满文的格式，进一步说明满清权贵始终保持坚定的族群认同。且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轻易让渡岭南、闽浙、台湾、藏疆、库页岛及乌苏里江外缘予欧美俄日强权，亦是一种我者与他者的轻重划分：丧失其他领土无所谓，保住满洲故土为上策。
一直被歌功颂德的辛亥革命也不光彩，当年革命党的操作如同阿布沙耶夫般恶劣，爆破、暗杀、绑架、走私、暴动无一不缺。华社经常唱好孙文的革命理念，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却主张汉人应与“外夷”切割，建立汉人国家，此乃彻底的种族主义。所谓辛亥革命是事后被冠上的美名，其实还包括军人干政、清室权斗、满汉间隙、列强渗透、地方分派等灰黑不彰之处，而这些史实均为后世的国族建构所过滤驱散。
为了展现满清的民心透支，左翼史家常将武昌起义与保铁抗争相连，虽然都发生在1911年，就当时的交通资讯和地域互动或许两者确有否决满清之意，惟否决程度、地域差异和追求目标应做更深入、更负责的诠释与区分，而不是随笔画等，明知误导大众也不愿做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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