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的倭马亚（Umayyad）帝国进入全盛时期，领土一度扩张至伊比利半岛，此时的伊斯兰文明海纳百川，且穆斯林统治下的宗教自由度更高于基督徒的欧洲。穆斯林作为崛起中的强权、拥有高度文化自信，自然不认为非穆斯林是威胁，并愿意赋予后者信仰自由、尊重其习俗。
在帝国境内，各宗教信徒和睦共处、学派百家争鸣，只要没有亵渎伊斯兰、先知，基本上帝国统治者还是能接受的，这是当时宗教自由的唯一底线。
近日马来人尊严大会的31项关乎文化与宗教课题的提案中，有19项提案就提及了巩固伊斯兰—国教的地位。马哈迪领导的希盟和下野的巫统，在丧失道德立场的情况下，只好接纳伊党的议程，并将其升格到国族建构的层面，如《共业》所言，受保护的异教徒是无权要求平等的，一如尊严大会的提案中，也有允许非穆斯林实践自身宗教和习俗的提案，却不可挑战穆斯林的宗教敏感，然而和9世纪的底线有别的是所谓“敏感”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何以大权在握的人口大族如此不安？主要原因还是与时代、宗教路线有关。
倭马亚王朝是伊斯兰文明的鼎盛时期，反之，基督徒的欧洲却处在黑暗时代。阿拉伯文化是当时最强势的流行文化，文化、科技发展居前的穆斯林不认为非穆斯林是威胁，反之，非穆斯林也以阿拉伯化的生活品味为傲。
然而任何宗教的发展都有其末流，伊斯兰也不例外，进入衰退期后，瓦哈比主义始终无法将伊斯兰复兴至先知时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
当代马来人的不安部分原因是缺乏文化自信，于是只能求助于伊斯兰化。但是哈迪阿旺的神权国版本究竟是倭马亚时代、海纳百川的伊斯兰文明，抑或是瓦哈比主义的产物？在宗教化路上，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21世纪的大马，马来人穆斯林的不安主因有二：一是昔日被西方殖民的屈辱，二是非穆斯林世界对穆斯林可能的“文化征服”之假想。所以在伊斯兰化的选择上，究竟要开放多元或保守单元，作为文化弱势的马来人会更倾向后者，也就是伊党所主张的版本，而《哈迪训词》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份不安以积累政治资本。
英美民主传统的关键要素，就是幽暗意识。只要相信人性有堕落的可能，民众自然会警惕领导人的腐化，然而走向神权制的大马，假宗教之名，行独裁之实将无可避免，毕竟不会有人质疑神授的权力。
伊斯兰文明是一体多面的，大马究竟会选择海纳百川的伊斯兰，还是极端排斥异教徒的伊斯兰，这得胥视希盟和国阵对伊党的妥协和接纳程度。这是另一版本的“新马来西亚”，而神权政治是民主化路上的拦路虎，是难以回避的陈年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