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历史作家刘仲敬先生，江湖人称“阿姨”，其擅长以理科视角解构各种人文议题著称，故其奇葩学说，被称为“姨学”。阿姨在其著作——《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那些励志书不会告诉你的人生真相》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观点：“上大学是有害的”，并有相当的篇幅在论述他的此番高论，笔者相信此番言论无论被放诸于任何习惯了科举文化的东亚社会（包括本地华社）都无疑是非常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如果深入解读阿姨的观点，或许能给选择深造或不深造的学子及其父母带来一种别开生面的启发。
由于《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一书的体裁是一部访谈录，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得花时间在散乱的段落中做批注，方能明白本书的中心思想。就笔者的读后感而言，其实阿姨并不反对上大学（否则阿姨本身也不会成为法医，并且后来选择去武汉大学念博士），而是对现代大学所能创造的价值有所怀疑和批判，简言之，阿姨对大专教育的看法大致有三：
一、在全球性大专文凭严重贬值、大专教育“通货膨胀化”的大趋势下，慎选大学和专业是阶级提升的前提；
二、学子及其家人所身处的社会阶级是必须要被考量的核心问题，因此，阿姨才会一针见血地认为，“无产阶级接受了教育，就会变成学术无产阶级”，如果按照父辈的经验，过去能念大学的学子毕竟是少数，在40至50年前的社会尚能靠知识改变命运，但放在21世纪的今天，这类成功恐怕难以复制，因为环境变了，尤其职场生态变了；三、教育如果把你跟周围的环境相隔离，那么它真正的效果是反教育的，众所周知并非每一种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都一定适用于职场，所以阿姨又说，“因为别人（选择不上大学或者推迟上大学的人）用来获得经验的那些时间，他（接受大专教育的人）都拿去学那些毫无用处甚至完全错误的东西了”。
总言之，要看懂阿姨对大专教育的观点，必须看懂全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人生的阶级提升，要知道并非所有人的人生都一样顺遂，亦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做到贫穷在这一代结束，好使下一代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学习“无用之学”。
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SPM）放榜后，有鉴于SPM资格是进入大专预科（如中六、A水平、预科班）的入门票，离大专本科、文凭的入学资格只有一步之遥。故我相信主流的华裔社接下来会在乎的无非就是这批应届考生接下来要不要升大学、能不能升大学、何时升大学、上那一所大学以及怎么上大学的命题，似乎上大学成为一条必经之路，人家有，我也要有。
毫无疑问，上大学、念大专被华社主流视为阶级提升、巩固阶级的必经之路，上大学求知识、享受学习反倒是其次，毕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祖训是刻在华人基因里的，因此可以得知华社普遍相信受教育可以实现阶级提升、阶级巩固，也跟阿姨所提倡的观点：“人生是硬核的阶级提升”不谋而合，只是华社羞于明说而已，虽然讨论社会阶级提升的议题非常政治不正确，却是人要生存的必经途径，因为你要成为怎样的人，首先要思考的是自己该往哪个阶级爬升。
众所周知，考生在取得成绩后，估计有一部分人会继续念大专深造，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暂时或永久放弃深造，然后较同龄人提早踏入职场。前者的途径基本符合社会大众的认知和期待，后者的选择则可能不符主流社会的期待，但无论考生往后到底念不念大学或出于家境因素，选择推迟深造，即并马上开启深造之路，而是待到将来情况许可了才深造，其实都无关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过的人生，却有许多人终其一生无法达到自己的天花板，因为人生在世，身不由己是难免的。
大马教育界是种族政治较量的场域，大马的种族政治不会随著时间流逝而消逝，值得注意的是种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的矛盾。比如英殖民时期至独立初期的华裔富商之所以能将子弟送入本地或英国的大学就学，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已经实现了阶级提升，送子弟上大学是为了弥补经验的不足。阿姨认为，“贵族接受教育可以弥补直接经验的不足，然后就在中产阶级心目中引起了幻觉，以为是教育制造了贵族。”于是独立后，前辈人就有了上大学能变精英的错觉，数十年来，国人不分族群挤破头都要上大学。
当年大专固打制的出现，基本上是为了配合当时政府“消除贫穷”的国策，尤其是要解决广大土著的贫穷问题，并以国家介入的方式推动土著社会的阶级提升，尽可能以人为的方式创造更多土著的中产阶级、白领阶级。
大专文凭严重贬值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大马也无法幸免。大马国立大专的历史积分决定了大学的品质，毕竟面向各族的国立大学尽管有固打制筛选学生，但进入大学后的学术竞争却是公平的，面对考试时，学生都面对同一份试卷，故而有品质保证，然而自“新经济政策”以来所成立的各种重点培养土著精英的大专却进一步为我国大专文凭的通货膨胀趋势推波助澜，另一方面，面向以招收非土著生为主的私立大专也是如此。
博雅教育
刘仲敬认为，博雅教育是唯一真正的教育，大学的本意就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本来只局限于向少数人传授，然而自战后以降，精英的通货膨胀化、大学廉价化、平民化等现象陆续出现，以前是精英上大学，现在是工人阶级的子弟也上大学。放诸大马，归根究底就是当政府希望更多人上大学的国策与民间希望更多人上大学的诉求相结合后造成的结果，以至于同一批大专生在毕业后要么真的实现了阶级提升，要么深陷于原来的阶级困境，无法自拔。
大专固打制的出现只能说是提高了华裔子弟进入国立大学的难度，却不能打消华人要冲刺本地大专的念头，这制度也低估了华人的应考能力，为何？因为应考能力是广大华人的本能，因此尽管每年都有被国立大专拒于门外的华裔优秀生，然而就他们的成绩而论，是属于超标级别的，只是制度限制了他们的途径。就做题能力而论，华人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然而不幸的是，在社会上，阶级和种族依旧是阻碍个人追求卓越的主要因素。
阿姨指出，“至于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科举文人，老实说，他们根本就是无产阶级当中耐力比较强的一类。除了耐力和记忆力好以外，其他的德性顶多就是属于平民阶级的，不会更好。”因此，对于当代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升学有时是一种豪赌，不得不审时度势，即要考虑能力，更要考虑前景。
对于被现行制度拒门外的清寒优秀生，在接下来的升学与就业选择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审时度势，进而提升自己。我想起了美国作家余杰的经历，据他所述，他儿子被全美排名第一的汤马斯·杰婓逊科技高中（TJ）所录取的故事，然而即使在“民主灯塔”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依旧存在种族歧视的成分，左派民主党治下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招生制度亦有推行类似于大马固打制的模式，即优先录取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对于亚裔，学校设置招生配额的逻辑是“若亚裔占全美人口百分之七，录取学额就应该维持在该届新生的百分之七”，完全无视亚裔学习能力优于前者的事实。
TJ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招生制度，却因校方后来输了官司而结束。余杰对儿子说，大环境也许短期内改不了，制度的不公或许会伤害到百分之五十的人，但若你能成为百分之十最顶尖的人，你仍能维持成功。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疑惑，到底这大学还要不要上？笔者的拙见是，上大学本身无害，关键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如何发掘大学教育的价值，去芜存菁，装备自己。我记得前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及他做升学辅导的经历，那就是要学子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须先权衡其中的利害，绝不能为了上大学而落了个倾家荡产的窘境。
阶级考量
对于中产家庭和清寒家庭的学子而言，阶级是必须考量的主要现实因素，我是一名来自中产家庭的95后，我先在拉曼大学中文系取得学位，那时是以独中统考文凭去报读大专的，对于当时的独中生而言，在本地大专升学是个比较冷门的选择，我当时的升学考量也很简单，一是考虑家境，二是考虑前景，因为拉曼大学的学术资格是受政府机构承认的，课纲也符合本地就业的需求。
随后数年，我又以半工读的方式取得了伦敦大学法律系学位，在职业生涯里也有了更多的就业选项。因此大学并非无用，而是学子必须能学会独立思考，如果学生毕业后会质疑大学教育的功效，不也证明了这名学生是个能独立思考的人吗？刘仲敬认为大学是个能提供社交网络的地方，对于来自中产家庭和清寒家庭的学子而言，这是个很好的启发，因为实现阶级提升不单靠学习成绩，也需要一个能互相支援的社交网络，因此有中文系毕业生后来一起开补习社创业，也有法律系毕业生在“各为其主”的情况下，能实现跨律所的合作与支援，造就共赢，就是如此。
总言之，上大学或不上大学是否有害，因人而异，毕竟人各有志，人与人之间有不同，以至于大专教育未必适合所有人，不过在质疑大专教育的价值的过程中，却能给人在选择生涯途径时提供不一样的参照，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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