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揭露在大马三星（Samsung）和松下电器（Panasonic）供应链工厂工作的外劳，面对恶劣的雇佣环境。三星和松下的受访工人表示他们被迫交上护照、每日长达14小时的工作时间，还被限制如厕次数和休息时间等。
媒体爆出劳动剥削的丑闻后，三星和松下义正言辞的表示将调查中介公司。如果查获中介公司违反了相关的法规和法律，他们将采取行动包括停止和中介公司的合作，或进行补救措施。
改变原本雇佣关系
三星和松下的事件呈现福特主义后出现的另一种劳动过程形态，学者称其为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此劳动形态的出现是立基于全球资本转移，在世界各地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大环境。福特主义时的资本放弃了原来应提供给工人的社会契约保障（福利），转而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找不受约束的劳动力市场。
弹性积累其中一个表现是资本透过全球的产业链把产品外包出去，改变了原本的雇佣关系。例如苹果公司把手机组装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公司，由后者去招聘工人。富士康为了在众多的代工厂之间脱颖而出，务必降低其产品价格以获取合约。另一方面，他再从工人的廉价薪水获得补偿，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换言之，苹果不需要直接雇佣工人生产手机零件，两者没有直接的合约约束。即使富士康公司出现劳动剥削的丑闻或诉讼，劳工声讨的对象也不会/不能是苹果公司。
《卫报》调查报告指出，大多数三星大马供应链工厂的员工都是通过中介公司招募，只有少部分是公司直接雇佣的人；松下的组装和零件工厂员工则是由分包公司所雇佣。此情况就是资本弹性积累的表现。因此三星和松下公司对劳动条件恶劣的指控，不需负太大责任，他们只要另找新的中介公司，就能对外宣称已解决问题，是不违规的良心资本。
在这个后劳工时代，弹性积累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首先是社会契约的崩溃，资本不再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和住宅福利。其次是发展中的国家竞相调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目的是吸引资本到自己的国家投资，忽视工人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弹性积累下出现“非正规劳工”如临时工、合同工、派遣工等，将导致工人群体愈加分化，难以组织和动员。最终迫使工人面对更严峻的雇佣关系，他们既没有组织动员的能力，甚至没有真正明确的抗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