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奇谭，常听先行华教前辈说起。早岁母校筹建校舍，确曾经历。华团的领导所应允的献金，磨蹭拖沓，拉拉扯扯，最终往往都是不了了之。
难得的唯有李氏基金。出钱出力，名利之事，从不计较。曾经查看一本校刊的征信录上所书，虽然他们捐献的，诚是排行第一大手笔；可那间学校礼堂，挂起的骇然是本校的董事长。
诸如此类的咄咄怪闻，确是罄竹难书。来自政党的呢，则有“三万变三千”的不可思议。有的跑腿，甚至公开明明白白地提醒，社团需要回扣的比例。行规如此，下必甚焉，也就可以理解了。
纵然是贵为内阁之首名下的献捐，也不例外。张树钧先生著《胡万铎评传：六十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进史迹》（吉隆坡：ToplineEquity；2014）提起当年首相马哈迪医生到来深斋为电脑展开幕，亦有一段悬念重重的笔录。
书中援引胡万铎先生接受《民生报》特约记者散云专访回忆：“当初我只是抱著一种尝试的心理去函首相。想不到，首相不久便答应了我对他的邀请，当时我还说马哈迪还有点质疑我是否出自诚意。”
不管怎样，1986年9月1日《民生报》的文章说，胡万铎先生追述指：“还好，经一切筹备后，首相第一次莅临霹州深斋独中。当时，我也从来不曾想到首相会在会上宣布拨款10万元给深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张树钧先生尽管说得委婉，信息可是清晰：“这是政客屡试不爽的大选前糖衣拨款。后来，这笔‘震动全华社’的拨款有无应诺下放到手，我们无从追查。”（页371）
10万令吉，虽然不算太多，但是，自然也不是一笔小数。学校来往的账本，必然有所详尽的记录；怎么可能“无从追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确是耐人寻味，足以联想翩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