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究竟是直线向前的，循环性的，还是有进有退的，向来是见仁见智的提问。历史地看，在二次战后，发达国一般上出现了日趋自由、和平、繁荣、稳定与平等的趋势；只是，进入1970年代后期，各类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又日趋严重，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就业难、经济不平等、社会两极化、暴力化，发达国家出现第三世界化的现象也日趋明显。这确是耐人深思。
以日本为例，1980年代，曾流行“一亿中流”这样的用语；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均可归类为中产阶级（人口约一亿）。然而，曾几何时，形势竟然逆转为《下流社会》这样的书大为畅销。也就是，日本已从中产走向向下流动而非向上流动为主的贫困化社会。中流（中产）转变为下流（低下层化）。经营学者大前研一，还提出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中产缩小，极富与贫困阶级日趋膨胀的M型社会。
在欧洲，如英国，也有人提出“IPOD世代”的说法，即日益多的英国人感到生活不安，备受生活压力，税务过重（如消费税）与债务缠身的一代。
易言之，往昔那种安稳、舒适、无压力的美好日子日益随风而逝，中产阶级变为“中惨阶级”。执政的保守党不但日益强调个人责任，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也收紧福利政策，包括大斩高等教育支出。
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均长期高居不下，特别是年轻一代，失业率更是偏高，以至有人说，发达国不仅面对传统的阶级斗争，还得面对一个新型的世代斗争的挑战，如学者Piketty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便提出阶级与世代双重斗争的难题。
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也概莫能外，有人认为美国已变质为一个1%对99%的极端型M型社会，中惨阶级不但已变成焦虑阶级，还变成愤怒阶级，特别是在2008-09年爆发次贷危机后，更趋激进化。
“占领华尔街”便是其中一例。这个现象也不仅仅限于美国，比方说，有人便认为，香港的占中运动，也含有阶级与世纪斗争的含义。毕竟，今日的香港也日益缺乏社会流动，普罗想向上流动已较往昔更为困难。
兼顾政治与经济
如何解读这些变化？不少人把它归罪于全球化、自由贸易、技术进步等；只是，也有较左倾的知识份子认为，祸首是1980年代兴盛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这种主张市场可能，靠市场而非政府解决问题的“少些国家干预，多些市场机制”的处方，致成了“富中之贫”的吊诡现象。
伸言之，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放慢或是生产力与竞争力下跌，而是政府的意识形态与政策，致成了富中之贫与贫中之富的异常现象。
据此，左翼主张，不要少些国家，多些市场，而是要多些国家，少些市场。最近，英国工党的新领袖柯宾还重新提出了再国有化的主张，认为国有化而非民营化，私营化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中国，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或是有进有退，也是个富有争议的课题。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多些（为主体），还是市场经济多些（市场为主，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为辅）。
可以说，当前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应该向左转多些还是向右转多些的论战。或许政左经右，也就是政治上左些，经济上右些是个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的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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