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如国际透明组织大马分会主席阿巴沙达一句“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大家收取政治献金，并存入自己的个人户头，这可以吗？就好像，你收取了500万令吉的资金，却只用了300万，剩下200万令吉留给自己，这是不可以的。”（8月24日《东方动脉》）把献金存入个人户头后却不透明公开，是不对，但却被默许。阿巴沙达说不可以，但26亿却老神在在地存在首相户头，可以不可以，谁说了算？
事到如今，虽然成立了“政治献金全国咨询委员会”，欲讨论“如何减少政治献金的争议，使得政治献金更加透明化，制造个舒适的政治环境。”此话出自首相，以减少争议为主，明年再为国阵国会议员增加已是年度500万令吉的拨款，受惠者日后可坐看云卷云舒，享受舒适的政治环境。
但是26亿令吉呢？毕竟，政党竞选活动需要26亿的庞大经费，似乎说不过去，也因此难逃聚敛私人财富之嫌。然而，国人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从过往我国的悬疑案例，它最后将被扫到地毯下。
历史上“政治献金”与“贪污”的关系扑朔迷离。提供政党捐款的投资者确保政党稳住政权，然后透过合约发包来酬庸金主。政治献金的主仆关系除了政党、政客及金主之外，更牵涉了各种地方及跨国企业与中介人，也可能与犯罪团体产生接触。
天下岂有白吃的午餐？虽说政治献金合法，但获得献金并掌权后，就是受惠者“还神”的时候，铁钩戳背、针穿舌头，对各金主履行义务，这包括合约承包、确保法令通过等。由此可见，巨款26亿献金代价不简单。
2010年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为了第四次连任，用了总额2亿美元，确保每位国会议受贿1万美元，及派发2千万美元给选民。大选后，这笔巨款（相对马国的26亿虽嫌小科）通过一桩俄国军火交易，向中央银行借款7亿5千万美元，然后从俄国购买14架Su-30战斗机，轻易解决了。但实际上真正花费只有3亿3千万美元，余额回流选举资金。
以上资料可参考国际透明组织共同创办人Lawrence Cockcroft 2012出版的《Global Corruption：Money,Powerand Ethicsinthe Modern World》，了解不透明就是一切贪腐的起源。如今政商机密越来越多，财团与政党相互利用法律漏洞洗钱，加上“境外系统”（offshore system）更助长了金钱与权力的秘密活动，关系错综复杂，贪者却不厌其烦。
2007年美国学者John Mearsheimer及Stephen Walt的著作《The Isreal Lobbyand US Foreign Policy》已警惕大家，以色列如何利用政治献金操控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国际政局。但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献金上限，也表示商业的“政治投资”更上一层楼，可以为所欲为了。
首相曾在2009年提及欲对政治献金进行监控，但是2011年国际透明组织向首相提呈政治献金管制备忘录，提出22项建议时，却未获重视。国人除了流于激情的争论，对国家金权纠结关系束手无措，对司法失去了信心之外，只能眼睁睁看著国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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