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小学，董事部的一个领导，常来学校巡视。每逢大会上台应景致辞，不外乎“政治正确”的华教必胜论。他的雷霆万钧，他的正气凛然；他摆出的架势是一柱擎天，气压乾坤。
一篇篇出街的文告，亦不例外。振聋发聩的造句，他阐述的核心思想都是华教万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一详说；信不信由你，总而言之，独中千万里，一路上都是风光明媚。但是，到了公子和千金升中学，他们都到新加坡读书去了。
正是这样。庄迪君博士自序《令伯可以做》时，所说的一点没错：“陆佑办尊孔学校是给阿斗的儿女读的，他的儿子陆运涛是标准的英国绅士尖头鳗；叶亚来的子孙黄早和华人社会脱节，叶氏宗祠的一位老前辈告诉我，叶亚来的孩子都是读红毛书的。”
这个画面，多矣。新加被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的孩子到了高中，“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升上了“初级学院，就再没有时间接触华文了。”
周教授到学校接送女儿，“遇见了当中学校长的南大同学。他用英语和走在前面的女儿说话”；周教授错愕，问他：女儿不会说华语吗？回答是：我们家里都说英语。
这些场景，司空见惯，没有一丝错愕。纵然高高挂起无可指摘的“大马爱护华教联合总会”的那面招牌，也是这样：爸爸心在华校，孩子在读英校。心之所思，到底何在，一目了然，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说过，检验一个人的内心想法，不在文章，不在演讲，而是他为儿女所做的那一些教育选择。因为这样，华文作家协会主席的下一代“皆受英文教育”，Kensinton大学双博士的接班人都不读肯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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