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人情，包括亲情、友情、乡情、师恩等社会，有时候的确会让人陷于两难：到底该为情舍义，还是为义舍情，若两者皆舍不得或不能舍的话，那该如何？其实，原始儒家也有类似的讨论，即“父子相隐”。
话说楚国大夫叶公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应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显然，孔子于此认为父子若因偷窃之类的行为而相互掩护，是一种“直”。甭说，这一段肯定足以挑起“舆论”，若苛刻一点，大可批判孔子很“乡愿”，甚至是非不明、公私不分，很不“正义”。
无论如何，也许该给孔子一点benefit of the doubt：他谈的或是性情的“直”，而不涉及价值的“德”。即就一般人的人情本性而言，最“率直”，乃至“正直”的表现，是会先要“保护”家人。这恐怕还真道出大多数人的心理，若知亲爱的家人犯了法，最直接的反应会是试图掩饰、隐藏之，然后私下处理，很少人会立刻公告天下，或“大义灭亲”地去举报——除非早已不“亲爱”了。
如此解释似乎有点替孔子“美言”或“补镬”的味道，看来也有点乡愿。不过我其实不是孔子的崇拜者，就算要借这段话——诚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来猛批孔子也无所谓，因真实的孔子的确不是什么不会失误的圣人，而他也自认如此，如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乃至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也自谦为“无知”——“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
总之，孔子的“个案”可彰显上述的两难，我们或可推说因极度重视“亲亲”，孔子毕竟还是比较认可、同情，或说“理解”亲人相隐的。惟若涉及非常重大的罪行，如攫夺、拐骗、谋杀、贪腐等，恐怕孔子也未必会赞同替亲人隐瞒了。亲亲若是足以戕害道德的话，就是把亲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显然不符合儒家，尤其《礼记‧礼运》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为公”本怀。
诚如俗话一句：“人都是阿妈生的”，因人情，尤其亲情之故而掩护、袒护犯错者，不是不能被理解，不过受害者也是“阿妈生”的，所以其反应也当被理解。至于“其他人”，也可能是父母或“候任父母”，肯定有权为孩子的未来而严求这社会必须树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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