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某些人会很老实，乃至很轻松地自称为“non-practicing”的某某教徒，译成中文的话，或就是“挂名教徒”，即不十分参与所认同，乃至已正式“登记”之宗教的各方面生活者，比如说不太去教会、不严格遵循宗教礼仪和戒规，甚至不完全接受宗教教义，或神职人员的解说及领导等。
当然，“挂名”的称法似乎有点贬义，实际上如此教徒有些也不是不认真、不严肃、不勤勉，只是选择比较“另类”或“非体制”的方式来奉行宗教而已，即相信本身有能力认知、理解、诠释和体现宗教，不一定得渺小、卑微、呆板、被动地遵照和屈从权威。在个体主义相对流行的西方社会，如此态度著实不稀罕，不少人倾向于视宗教为个人的精神“伙伴”，而非得随大队去集体顶礼膜拜，丝毫不许自我摸索及发现的无上权威。
坦白说，古代西方社会也并非如此“开明”的，其宗教亦曾是笼罩一切，几乎作为一切正当性之授予者、主持者，甚至主宰者的权威（包括王权也必须得到教权的“祝福”），如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崛起，再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今天的个体主义或也不会成型。总之，今天的西方个体纵使不超越宗教，但也不会低于宗教，所以宗教信仰和认同是个体权利，而非义务，没有人可以过问他人为何不信教，或者不够“虔诚”。
相对而言，传统中国人——至少于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儒教所形塑的“道德个体”，虽基本上仍不能违背“伦常”，然于信仰上其实早就相当开放，儒士大可偏好佛、道；元代以后，也有偏好回、耶教者，乃至自行把各教综合、融贯起来一并欣赏和认同。无论如何，儒教的道德个体显然还不及西方的现代个体那样扎根于“权利”意识之上，而较拘泥于家国“责任”（以“道”为原则，“礼”为形式），不算太本质地自由。
质言之，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个体都与宗教保持著比较“水平”，而非森严的“上下”关系。对于那些胸怀神圣者，宗教并非必然的归宿，或一套固定的体制及形式；至于偏向世俗者，也不会太受到歧视和排挤。于是乎，作为非教徒或“挂名教徒”，均属个人权利，不必惭愧，也毋须向他人交代。反倒是宗教若要吸引或留住信徒，就得更走向开放化、民主化、自由化，成为个体最值得信靠的伙伴，而非叫人敬而远之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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