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父亲被诊断出罹患摄护腺癌第三期，除了动手术切除癌细胞，还必须进行40次的3D定位电疗。11月，我辞掉台北工作返马月余，当时的心情奇差，在医院对父亲咆哮，叫他不要为了省钱而不即刻在私人医院进行治疗（那时政府医院的电疗仪器全数坏掉）。
直到现在才体会到父亲是为了把钱留给我们才在哪里举棋不定。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如果放弃治疗，一定还有比自己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让他牵挂。
我自己也是问题重重的，在马时想念著台北生活，到了台北却想念家中温暖，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乡愁。乡愁对我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无形伤痛，每每在台北街头走著，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阅读时，来自家乡丽都海边的风总会撩起愁绪。多愁易感，不是我想要的，写诗，更不是我的初衷。我要的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而吾友裕全在同年跟我同样遭遇，老天爷送给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生病的父亲。他从新山赶到实兆远医院，面对生命垂危的父亲束手无策，医生的检查报告听在他耳里像是责备他这个不孝子，任父亲自生自灭成这副田地──在手术台上决定一只脚的去留，以挽救将近全毁的身躯。裕全比我承受的压力与悲痛更上百倍，才短短数日，从新山赶到800公里远的老家，处理父亲的进出院手术，然后再返回新山处理工作和安排接应父亲南下后的轮椅与调整卧床，最后毅然绝决然把老父老母接下新山共同生活，与病魔缠斗四年。这需要肩膀够硬的人才能不畏惧、不踌躇，去撑起这突如其来的生活重担。
父亲开始接受电疗后，我返回台湾另谋高就，起起浮浮换过好几份工作，待业家中时把握时间写诗与散文，也自印了一本诗集《台北》。裕全则回到工作岗位，照料两老洗肾截肢清洗伤口，在医院住家工厂奔波之间挤出时间，将他们仨一起生活的过程付诸文字，为的不是稿费或文学奖荣誉，而是他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一个可以聆听他苦衷的对象──不知名的读者。
没有孝感动天这回事，但裕全的坚强，与鼓励双亲活下去的拼劲，终于为他赢来了来自读者与文学奖的掌声与殊荣。
5年后，裕全的父母相继离世，我的父亲也在新一波的大肠癌中撒手人寰，中央医院成了我和裕全永不能磨灭的伤心地。马来西亚的公立医院不可靠，但除了将至亲至爱送往那里治疗，我们哪有几个几千几万去私人医院给那些豺狼医生搜刮。
裕全传来简讯：“生命有时尽，文字生其心。”是的，我们目送至亲离去，但却用文字留住了他们，文学路上我们成了一对好兄弟，彼此比拼，相互调侃，都是过来人了。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