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虽然只是个人口约2300万的地方，可在经贸与科技方面，却展现出非凡的成就，更有不少人用经济奇迹，科技岛等来形容之。对华人社会言，台湾在政治与文化面，也有令人侧目的影响力，对中国、香港及其他华人社会均起著不小的潜移默化作用。
就政治面言，台湾的总统选举也高度受到华人的注目；虽然，大体上言，华人多偏向统派，而对独派颇有微言，可也得承认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华人世界中，走得最远的。如何解读这个民主化？
概括地说，最流行的是，这是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此外，体制内改革论也颇流行。体制内改革论认为，国民党高层，尤其是蒋经国，是位颇具时代精神的平民化总统，由于他知道台湾已进入一个不得不搞改革的阶段；因而，他毅然启动了一系列的政革，如1987年的解除戒严令。
对于这种执政党自动改革论，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是许多内外因综合致成的，如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提出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论、地方自治体制的由下而上的自然演变，台湾本土意识的壮大、政治反对势力（如党外势力）的不断壮大、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世界潮流等。
在这些众多动力来源论中，有一种社会力决定论，对大马颇具启发作用。这种观点认为，若非台湾社会在整体上，已出现了强烈求变、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单纯的经济自由化，或体制内改革，是不易产生足够民主化动力的。而这种社会力量与政党力量的结合，如政党所主导的在选举、在议会、在街头、在舆论、在争取民心民意等方面的各类运动，则进步加速与催化了民主化。
大体上言，从1945-1970年间，台湾的社会与政治是相对平淡的，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国民党政权的运动与事件；可进入1970、1980年代后，各类新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包括劳工、学生、妇女、教师、人权，以及日趋强劲的生态环保运动，一波波地带动、强化了社政参与。
说起来，国民党一贯以为，学运、工运是共产党坐大的主因，是得加以严控的，也实际上严加控制；只是，像保钓这类爱国运动，也碍难公然反对。外加上学者问政日趋流行，要求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党政分家、加强监察院功能、中央民代民选等呼声日趋响亮，政治参与也就水涨船高起来。就这方面的运动言，大马就弱得多，不论是学运、工运或学人议政，均不成气候（惟公务员职工会则颇具影响力）。
在台湾，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势力，均不失时机地，与这类运动结合，且反对势力也颇得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与在野势力就共同壮大。有种说法，民进党能在2000年上台，除了是国民党闹分裂外，社运与在野势力的结合也是主因之一。惟，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也走国民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外加上腐败蔓延等，终而也得下台。显见，社运也可能是股超越政党的制约力量，而不一定唯在野势力，或执政党是从。
说起来，健全运作的社会，也确需政党之外的监督与制约力量，毕竟，任何政党上台后均可能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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