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董总主席叶新田表示要搞一份华教总诉求,现在,华总会长方天兴也准备草拟一份华团备忘录,一边是诉求,另一边称备忘录,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然,华总和董总本来就是你做你,我做我的不同组织,各别为自己的知识产权取个不同的名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方天兴对于“诉求”这个名词那么敏感,实教人不敢恭维!“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对前首相马哈迪和巫青团而言,确实十分敏感,但在华社只成了记忆,即使社会上仍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诉求,已很少人感觉到阉割之痛!他忌用“诉求”这个名称,无非是担心会挑起一些人的情绪,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名称或不重要,忌用“诉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所谓备忘录如果不能容纳宗教及特权课题,则已经超越怕惹麻烦而近乎自宫!何况,一些人敏感的程度可以天马行空,不必动到神经也会痛不欲生,主张绩效固然被解读为反对固打制,提倡信仰自由也会有否定一教独尊之嫌。当前存在著太多宪法之外的特权,华团若不拨乱反正,难免受制于人,而所谓的备忘录如果提都不提,有关方面又如何得知华人一直都在向恶势力低头?
已知董总正在邀请8大华团共同起草华教总诉求,顾名思义,这份文件应该会像“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那样,不但征求广大华团盖章认同,也会要求朝野各政党,甚至于首相的认同。华总似乎没有广发英雄帖共襄壮举旳意思,它只寻求13州大会堂的内部共识,而且,所谓备忘录也不打算发给朝野各政党,只是呈交给首相一人而已,甚至于首相认同与否都无所谓!
如此格局,虽说内容包括政、经、文、教,却是大而无用,虚有其表,董总只谈华教不及其他,形似局促,却因对像包罗华团、朝野政党以至于当今首相,其作用和影响力,非华总的备忘录所能及。
忌同“诉求”而偏爱“备忘录”,自是方天兴一大败笔,内容不提宗教及特权课题,则显示他的慎言守行已经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办大事而拘小节,岂是领袖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