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美兰文丁（Mantin）、雪兰莪万津（Banting），本来没有什么关联，一个以客家方言群居多，一个以闽南方言群为主；一个以锡矿起家，一个以农业为本，却因为马来地名发音接近，加上中文媒体与南来文人一时不察，曾一度皆被唤之"万津"。
文丁老一辈都说，文丁有两个地名，一个为Mantin，一个是Setul，中文唤作沙都。马来文Setul与Sentul同义，是指当地繁盛的一种乔木，吉隆坡冼都（Sentul）亦是源自这个词。直至1960年代吉隆坡往芙蓉的巴士，中文只有沙都站而无文丁站。百多年历史的文丁客家村谭公庙，签条上仍注明为“沙都街场”，更加深了文丁、沙都一地两名之说。
然而根据本地印裔学者S. Durai Raja Singam，文丁与沙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沙都埠镇距离芙蓉八英里，而后埠镇才迁移至今文丁街上，距离芙蓉16公里也即10英里，换言之沙都原埠与今文丁相距两英里。早年，文丁有个别称“沙都八条石”，其实应为10条石才对。1904年英文报Straits Budget称，沙都一场大火烧毁了一整排木屋（应为店铺），沙都埠很有可能火灾后即迁至今文丁？1904年英殖民官员H. W. Firmstone中英文地名录，把Mantin记之“新沙都”可见端倪。
查找英文报资料库可窥见，1904年以前多唤之Setul（有时亦作Situl或Stul），1904年后则多唤之Mantin。必须注意的是，1904年以前Mantin偶尔亦出现在英文报，这似乎说明了，文丁与沙曾经同时存在，只能推测沙都迁埠之前，今文丁很可能亦有零散聚落？
马来文没有Mantin这个词，那地名又是怎么来的呢？S. Durai是这样说的，当文丁被发现藏有丰富锡矿，英国人便称之为mine tin（锡矿之意），后来逐渐演变成Mantin。还有一个更神说法，英国人惊呼为many tin（很多锡米之意），但华民发音不准遂成Mantin，而翻译成马来话便成banyak tin，华民发音不准又成manyak tin，最终亦成Mantin。
这些说法不无可能，只是笔者仍有保留，一来那个时候英国人发现锡矿都会唤之mine tin，二来文丁锡矿也非那么大何须惊呼many tin？话虽如此，在那个年代，华民把many tin或manyak tin念成Mantin倒是符合逻辑，英殖民官员听到华民称之Mantin便以此命名亦不稀奇。
中文地名文丁，显是粤语Mantin的对音，而非客家话，因为“文”粤语为man，客家话则为vun，差异明显。最初中文并非写成文丁，而是带有口字边的“呅叮”，文丁中华义山至今仍沿用“呅叮埠”。叮是规范字，但呅却不是，再次说明早年华民习惯把音译的地名人名，加一个口字边以示非正规或非常用汉字。
中文报章早年以铅活字印刷，“呅”属非规范字或因没有字粒，中文报章转而采用“文叮”，谭公庙入口处牌坊至今仍使用“文叮”。1923年谭里夫《南洋埠名》则记之万津，1928年林穆群《马来半岛商埠考》既记之文丁也唤之万津，1928年徐雨郊/高梦云《南洋四州府华侨商业交通录》、1935年《侨民学校调查录》、 1938年张礼千《英属马来亚地理》皆记之文丁，1939年潘醒农《南洋华侨便览》既记之文丁亦唤之呅叮。
1896年英殖民关于森美兰的报告称，1885年建了一条九英里牛车道从芙蓉连接到沙都，而后再衔接六英里（应为三英里）到雪兰莪边界的峇玲珑（Beranang），激发了在车道旁开发及扩展更多锡矿，而且很快便由华民占据了，“如同在其他州属一样，他们（指华民）是本国真正的财富生产者。”牛车道后来成了联邦公路，亦为吉隆坡南下的主要公路。
最早来文丁开采的矿家，包括芙蓉的谭扬，吉隆坡的陆佑等，英文报还提及一位Towkay Kong Sang Chan，直至翻查1908年Arnold Wright的20世纪英属马来亚印象，始知英文报洋记者误把商号“广生栈”当作华人头家！根据Wright，广生号或广生栈大老板是新加坡人，在芙蓉市占有四分一的店铺，经营溶锡包括在沙都律投设的广福生溶锡厂。1900年代，英国矿家也来到文丁分一杯羹，他们带来铁船开矿获益丰厚。英文报称，至1905年文丁矿工已高达8000之众。
文丁社区是以颜色来分类，非常独特。基本上分成四大社区：红区（Red Ward），以客家村为主，当年客家村拆迁风波，一度闹得风风雨雨；黄区（Yellow Ward），以新村为主，即森美兰大型新村之一文丁新村；青区（Green Ward），以街上左右两排店铺及广府村为主；蓝区（Blue Ward），马来甘榜包围的华民聚落，包括街上后方的所谓“萧家村”等。1951年在蓝区出生的拿督欧阳丁清告知，所谓蓝区为福建村根本是讹传，因为蓝区都是客家人没有福建人。
文丁文史工作者萧馼庆认为，紧急状态英殖民别出心裁，以颜色分类社区法犹如交通灯操作，红色意味危险区，因客家村曾是三山五岳人马之黑窝；黄色则即将转为红色，故围建成新村易于监督堵共；青色意味安全，街上皆是做买卖的生意人，广府村则是在英资铁船的矿工村落，比较可靠；蓝色，政治立场比较不确定者，有待观察。
惠州客家人是文丁华民的主干，除了文丁矿工以客家人居多，原来曾有两次客家人逃难到文丁，第一次是1860年代甲必丹盛明利在芙蓉矿战中遇害，其客家残部及亲属逃亡至文丁落脚（客家村据此宣称有160年历史？），第二次为1942年日军在森美兰知知港（Titi）大屠杀，不少知知港客家华民亦转到文丁避难。
至于万津，则是闽南话Banting的对音，由于闽南话发音太过神似，有人竟以为Banting源自闽南话。话说回来，微小的差异还是有的，原来闽南话万津的发音是没有g音的Ban-tin。马来社会相传，万津的土地最宜种水田，而耕田需要水牛拖拽犁车，稻农多使用一种唤作Banteng的黑色公牛，这是一种雄壮的水牛家族，地名遂被叫作Banteng（1916年地图），最终演变成Banting。
起初中文地名万津并未定案，1923年《南洋埠名》记之万盛，1928年《马来半岛商埠考》记之万亭、干忠与万盛，1928年《南洋四州府华侨商业交通录》记之万亭与万津，1935年《侨民学校调查录》记之万津，1939年《南洋华侨便览》亦记之万亭与万津。不免感到奇怪，干忠（Kanchong）本在万津郊外，把干忠当作万津有些不妥吧？至于前述把文丁亦唤作万津，恐怕是不懂闽南话把两个地方混淆了？
万津市镇规模虽比文丁大，文丁却比万津更广为人知，兴许因为文丁开发比万津早，英殖民1891年地图即标记文丁前身的Setul，但没有标记万津，直至1916年地图文丁、万津皆被标记。文丁知名自是锡矿属经济命脉，万津却从来不曾发现任何矿藏，二来万津不在主干交通线上，不比文丁位居联邦一号公路，是当年贯穿半岛南北的要道，亦为吉隆坡通往新加坡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