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是个自古以来便有的现象，只是产生与延续公共债务的方式却古今有别。从古代到二次战时，公债的产生，主要源于战争。在古代，如公元2500前年的希腊城邦，掌权者可强制向人民借钱，若战胜，便用战利品还债，战败便沦为奴隶。二战后，还债方式，则主要靠经济增长与通贷膨胀，如二战后的欧美。
只是，进入1970年代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步放缓，且出现因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造成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结构性抑制因素。在人口老化，医疗支出剧增，增长前景不佳的情况下，如何还债，已成了当代发达国的恶梦。今天，多数发达国，如美英法德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均接近100%，日本更高达200%以上。按目前的趋势走下去，美、英、法、德等的公债，均可能在2020年高达GDP的150%。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日浓。
违约均是发展国家
在1980年代，主要违约国均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与拉美国家；今天，风水轮流转，连发达国均不能幸免。这个债务计时炸弹，何时爆发？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其《国家破产》一书里（中译本2011年）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违约（即破产）的国家中，有一半是其债额占到GDP的60%以上，另一半则在60%以下，可见60%只是粗指标。
易言之，除了GDP占比外，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特别是市场信心。那市场信心又由什么决定？它包括赤字水平、债务水平及其期限（中短长期的债务结构）、国内储蓄率、外汇存底出口产品的价格、外债占比、利率高低、资产泡沫存在与否、人口结构、负债国家还债的意愿、舆论状态、政局、增长潜能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而这些因素又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
如债务水平太高，增长潜能便低，特别是政府收入中，有30%以上得用来还债，肯定增长前景不佳，因为政府已无余钱花在生产性投资上，既然无生产性投资，自也不会有可观的未来收入。
从历史经验来看，债务占到GDP的90%以上者，年均增长率均偏低，如约1%上下。既然财富无法增长，市场就会预期出现违约破产。因为，民间与企业财富已竭，政府的征税能力自也受限，更何况，在民主国家，征税是票仓毒药。
要如何处理高债务，基本上有10个方法：更高的税收、更少的开支、低利率（如日本）、外援（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98年援助韩国）、战争（如二次大战）、违约（如冰岛）、货币贬值（如1997-98年的泰国）、内部贬值，即大幅降低薪资与生活水平（如2009年的一些波罗的海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及最常用的手法更严重的，甚至是失控的通膨，如1980-90年代的许多拉丁美洲国的经验。以前，破产还可能导致国家被接管或吞并，如19世纪末的埃及或1936年新芬兰被吞并入加拿大。当然，在当代，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顶多只是重新安排债务，延期偿付或要求放弃，减免部分债权，让债务人可重生。
若债务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可能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同时破产。也因此，法国与德国不敢让希腊破产，因不少法德银行为希腊的债权人，而希腊的债务，有2/3为外债。日本的公债虽高达GDP的200%以上，可内债占比高达95%，可用低利率（零）来减少还债压力。其前提则是，国内得有高储蓄。
公债带来的后遗症
从性质上言，债务拖得越多越久，等于把还债责任强加于后代，造成代际不公。也因此，当代发达国出现一个政治新主题：代际斗争（Generational War），这是个严重性不亚于阶级斗争的尖锐课题。
在1950-70年代，由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经济高速增长，可逐渐还清二次大战时的战债；可在食之者众、生之者少，且增长前景欠佳的条件下，后代人更可能赖债不还。毕竟，是当代人强加于他们的债务，且他们也有心无力——除非有奇迹。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若无根本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大幅减支、延长交付养老金、领取更低的养老金额、个人负担更多的教育与医疗费、精简政府机构等的话，不必等太久，可能在2020年代，发达国的债务融资型民主（Debt-Financed Democracy），可能会崩溃。对未富，而人口已渐老的国家如大马言，更须懂得趋利避害。只是，政治人物多会选择避重就轻，而非勇于解决问题，直到危机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