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后，除了台湾之外以及边疆的几个划界问题之外，基本上已经是入住中原，天下大势已定。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算是取得了阶段的胜利，对于中共而言，这个革命成功的果实得来不易。革命已经成功，同志整装归故里。中国境内一片解放的喜悦。战士解甲，建设家园。中共也由在野的政党，正式成了执政党，成了中国的官方代表。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政党，一旦入主中央，当然也得有个适应的时间，毕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中共领导层是有心理准备的。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牵动著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变化。个人在国家这个巨大体制面前，一开始都是显得敬畏并且深感自己的渺小。而一旦发现牵动国家这个大布偶上的其实是几个绳索，从不熟悉到玩弄于鼓掌之中，仿佛是历史给所有革命者建国者的试炼，在世界各地上演。
从事后来看，唯一的国别命运的差别只在于，哪个国家的人民更早看到，这个大布偶是虚的，而操纵的人是实的。哪个国家更早对于人的权利使用更早做出规范，更早体会到人性本恶，强加刑法规章确保不越矩，也就成就了当今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5年，这个新手如履薄冰，步步为营，一切以建设发展，维护和平为主轴。虽然国民党的撤退，带走了物资以及一部分的人才，对于战后的复苏起著一定的障碍。但是和平的喜悦以及建设生活的热情，弥补了这个小小的缺憾。第一个5年计划的顺利开展以及国内经济以及复员的各项指标的鼓励，中共治国，治天下的自信逐渐滋长。由于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把整个外交体系从部委到外交官都带走了。
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基本上是重新摸索，边实践边检讨的态度。但是避免战争，创造持久和平环境是1949年-1955年中国处理外交的主轴思想。所以从1951年开始形成文字，外交公文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贯彻以及实践，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分别与印度缅甸签订联合声明，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就以此原则为准。
1955年中国4月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或万隆会议，这项原则获得与会30个国家的认同，并进一步扩充为万隆精神。简言之，各国在战后脱殖独立，反对俄罗斯以及美国因为冷战对立，而可能延伸的再殖民以及中国革命成功，共产建国后，对于亚非各国国内左翼政党的影响，都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得到保证：建立国家对待的外交关系，中国革命不输出，各国内政自理。
和平外交的发韧到贯彻，除了是新兴国家立国后必须拥有的外交关系，即他国认可你的政权，治国的合法性之外，对于中共而言，还有一个从党本位到国本位的身份过渡的适应过程。党际到国际。这就是为什么亚非各国都很谨慎的看待，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大国，怎么处理它与共产国际同盟的诸国内部的左翼政党：共产党，工人党，社会主义党等的关系以及中国是否要输出革命，支援诸国的左翼阵线，而最后形成亚非赤化的局面。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从1956年-1976年开始搅和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处理。20年不长，对于动辄论史上下五千年，开口闭口“自古以来”，历史感厚重的中华儿女，20年勉强算个牙缝，连个断代都不行。但是1956年-1976年，对于当代中国研究，这20年的记忆鲜明，影响深远，天翻地覆，只为二字：革命。
至今为止围绕著这段时间的研究依旧晦涩，充斥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讳书。笔者只就冷战研究的视野，为读者提供这段20年“革命”的解读视角。冷战研究的引入，首先是借由当时东西阵营的事件的演变，档案记录的描述，为大量文革前后革命以及运动语言下的文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历史脉络。这是笔者接触近10年出版的冷战研究的成果，以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陈兼学者为首的著作，所得到阅读经验：看懂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万岁》、《沿著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
因为学者的努力，以国际局势变化发展为经，国内政治运动发展为纬，对于这些毛体的政论社评谈话的言外之意以及意有所指，提供了“可理解”的脉络。伟大领袖的革命推演，从过往的天赋神授的灵感，稗官野史的阴谋论以及隐藏在成套的革命语言的文献中，本来消失的现实，出土了。去讳之书。
我们从苏联与中国在那段时间形成的共产国际革命运动的分工：欧洲归苏联；亚洲归中共的战略分布。中共担负起亚洲革命的输出，以及“大跃进”前后，中共从集体领导越来越走向个人专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一方面谈国与国对等，二方面支援各国当地的左派运动。为世界革命事业所展开的外交，支援当地左派的活动以及武装斗争，形成了1956年-1976年间独特的外交形态：革命外交。
革命输出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错置，摇摆在国与国，兄弟党际之间。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脱殖历程，这个关键的20年也直接影响了左派在当地的政治活动的模式：政党议会民主亦或武装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