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人大概都有钻故纸堆淘宝的喜好。这个“宝”不单是知识，还可能是实物的“宝贝”。当然，“宝”不“宝”还因人而异。最近，笔者凑巧就在故纸堆中捡得或可说是抢救了一份尚算珍贵的文献。
事缘某天回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一趟，在东亚系办公室走廊中，看到堆满了一桌子的书本、报纸、杂志，以及复印材料。打听得知，原来系内某位老教授清理办公室，把一批书刊扫出来，任君自取。由于东西堆放杂乱，书刊也非常芜杂，亦无甚稀罕之物，路过者似乎多只随便翻翻就走开，也有不屑一顾者。笔者出于好奇，本著人弃我取的心态，花了20分钟一探究竟。书刊确以“鸡肋”居多，正要放弃之际，看看旁边大堆散乱的纸张。可惜其快要被当作废纸处理，我心想何不翻检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
果然，在故纸堆中瞥见一个熟悉的东西──笔者另一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徽。抽出来一看，啊！竟然是一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抽印本（第21卷／1990年）。封面有英文题签：
“To Dr. Bodde, Hopefully this is something worth while if my explanation is acceptable. Would you be kind enough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Best Regards.”
下款在Sincerely之下是作者签名，但不能识别。翻开内页一看，论文是〈“春秋决狱”论略〉，作者为潘武肃。当看到这抽印本是赠与Bodde的时候，笔者已经觉得不得了，但更不得了的是，抽印本内多处有英文眉批，想是Bodde的手书无疑，而最让笔者吃惊的是，内中竟附有一封Bodde给作者潘武肃的回信！信只一页，纸质极薄，以打字机打印，末端有Bodde的亲笔签名：Derk。此外还有其手笔改正误字二处，以及在信纸顶端手书潘武肃在美国的地址。相信这封信就是原稿。拿著这封信的时候，笔者确是大吃一惊，也大喜过望，想不到真的如我们香港人常说的“执到宝”！
说了这么久，到底这位Dr. Bodde何许人也？Derk Bodde（1909-2003），汉名卜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汉学家，长期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38-1974），更为校内东亚研究的奠基人。因此，当笔者为博士生时，总爱与中国同学说卜德是我们的祖师爷。在宾大的图书馆内，有一所东亚研究研讨室，即以卜氏命名，室内有其照片及纪念铭牌，上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附英文翻译。卜氏亦为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第一任“孙逸仙博士中国研究杰出访问教授”。
导夫先路的汉学家
年轻一辈的学子可能对卜德认识不深，或许随著欧美中国研究近年的发展，分工日益细密，所谓“汉学”研究的传统似乎已失去了主流位置，至于汉学家，更真的成为了老辈或是传说中的人物。欧美传统汉学研究的方式也似乎与现在流行的研究方法也有点格格不入，或许有人甚至以为过时。今天的欧美学者中，中国研究专家或是中国历史学者所在多有，但以汉学家自许的，恐怕已没有几人矣！职是之故，今天读卜氏著作的研究生或许已不如以往的多。
卜德以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闻名西方学界〔笔者按：除了卜德，年辈稍晚的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也在上世纪中期著手翻译其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可惜只出版了一册，未成完璧。翻译中国古籍自然是外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至今亦然。但翻译近人大部头著作却比较特别。此一学术现象，笔者希望有机会再作介绍。〕随著欧美学人阅读中文的能力持续上升，相信今天很多人已不需依赖卜氏之译著为中介以了解冯氏的作品；至于对华人圈子中的研究生而言，卜德最为他们熟悉的可能是其在《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中撰写秦史的一章，但近年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恐怕卜氏的嬴秦研究又予人不足之感矣。正如其他一些老辈汉学家，卜氏并没有现在学界标准的体系化的专书研究。能够体现其汉学功底的，更在于他的单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史上多个朝代和不同方面。当中既有纵贯式的研究，如他在1940年代先后发表的〈中国物品西入考〉（China’s Gifts to the West）和〈中国思想西入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也有对中国法律、思想史，以及风俗习惯的深入采讨（当中不少已结集出版）。卜氏的研究在今天来看，确有需要修改和商榷之处，但其导夫先路之功则不容置疑。
见证中共定都历史
卜氏亦非象牙塔中人。他虽以研究传统中国为本业，但对于当代中国也非常关心。或许应该说他是身处其中。他先后居于中国达10年之久，1948－1949年间，更以“傅尔布莱特”研究学人（Fulbright Research Fellow）的身份与家人居于北京，进行研究，因而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定都建国的一段历史。为此，他写下了一部《北京日记》（Peking Dairy, 1948-1949: A Year of Revolution），当中细述了此期间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其对国共两党的批评，也流露了他对中国土地与人民的感情（凑巧的是，牟复礼在相当时期也于中国学习。近年出版其遗著回忆录中也保存了他对时代观察的珍贵史料）。附带一提，此书有中国出版的译本，惟译者似乎不知道卜德此一名字而迳称其为德克‧博迪。
至于潘武肃其人，国立台湾大学毕业，赴美后于1976年在宾大的东方研究学系（Oriental Studies）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Religion and Chronology in Shang China: The Scheduled Ancestor Rituals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指导老师为李克（W. Allyn Rickett，以翻译《管子》闻名。
“李克”为先秦法家之一，故Rickett取此名字甚妙！其人于国共鏖战之际身处中国大陆，后更一度为中共拘留），卜德亦为其论文委员会成员之一。潘氏后来撰有多篇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的论文，笔者所捡抽印本即为其一。潘氏以该文就教于卜德十分合理，除了因为卜氏为其老师外，更因卜氏为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先驱之一。
笔者肆业于卜德创办的东亚系，博士资格试的其中一本应考读物即为其北京日记，担任中国古代法律史课助教时，又与学生一起研读卜氏著作，如今无意间在故纸堆中抢救出卜氏的一封信，也可算是一段因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