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国阵可不可能进行本质性的改革？”是个时有所闻的提问。最近，柯嘉逊便出了本名为《国阵宿命输家》（The End of Barisan Nasional？）的书。
依我看，这是个体制内改革是否可能的事宜。历史地看，体制内改革也不能说绝不可能，如邓小平掌权时的改革开放，便是体制内改革，其基本特征为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印尼在1999～2002年所启动的一系列民主改革，如修宪、推动地方分权、选举改革等，也可说是种体制内改革。当然，体制内改革的发生，并非无端发生，而是在各种压力下产生的。
在政治经济发展学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引发难以避免的改革要求，这种“发展阶段论”或“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虽有一定的道理，如台湾、韩国的实例，却非普世性的，如新加坡的特例。
就大马来说，体制内改革会较中国或印尼困难，之所以，自然与国情不同有关。如被少数人用以自肥的马来人／土著特殊地位，与新经济政策所制造出来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比方说，早在2002年7月29日，马哈迪在大马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的晚宴中，便曾发表了《新马来人困境》演说，其中便提到，政府所提供的拐杖（crutches）虽扶了马来人精英群体一把，可也致成了快速致富的不良心态。只要不改变这种走捷径的不良心态，就难培养出正确的工作态度与拼搏精神。据此，新的马来人困境便在于“应否拿掉拐杖”。今天，马来人精英不仅习惯了这个拐杖，甚至引以为傲！
结果是，马哈迪也没给出一个肯定答案。后在2005年，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也在同样的地点说了近似的话。阿都拉说，大马上了三个瘾：一，习于用廉价外劳；二，中了补贴瘾；三，中了寻租（rent-seeking）瘾。所谓寻租，简单说，就是不劳而获的坐地分赃行径，如让一小撮人拿个“入口准证”（AP）把入口车等高价转手，或收费站特许经营权来坐收买路钱。
问题是点出了，可对策呢？答案是─无策！
何以？政治学者Gordon Means在《东南亚的政治伊斯兰教》一书里（2009）认为，关键在于体制。上述问题都是体制的产品。更甚的是，有不少既得权益集团，正是失败政策（failed policies）的主要受益者！伸言之，正因为新经济政策失败，他们才得以继续从中受惠！政策目标若实现，他们便会失去这个快速致富的方便法门。（见页369）
这个复杂的恩庇政治（patronage）族基本位的优惠，虽加速了大马的基建，却无法培养出可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企业家与企业集团。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压力下，他们也只能继续向内求助，而非自省。其自然结果就是，牺牲国益民益，以成全一小撮的既得权益集团。这就是大马的政治经济现实。
这个体制的产品，也见之于纳吉政权，如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NEAC）原虽提出了颇具远见的新经济模式，其中包括去除寻租瘾；可当既得权益集团发声反弹后，纳吉也知难而退，从而把重点从“政策”与“制度”上的改革，回归名为“经济转型”，实为继续大事分发大量大型工程合约的一贯做法。看来，他是另一个优柔寡断的Pak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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