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大选逼近，许多积累已久，或久拖未决的课题，已不得不有个交代。其中，已争议多年的“最低薪资制”，也可能即将出台。
对于最低薪资制的好坏，在经济学界并无定论，大多数市场派经济学家主张，它其实弊多于利，且对最弱势群体最不利。之所以，它会使雇主减少聘请低技能者，导致这群低技能者找不到雇主。伸言之，是“帮倒忙”的政策。
只是，由于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课题，而必须考虑及社会政治因素，因此制定最低薪资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连最资本主义的香港，也出台了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港币28元）。在这种潮流与社会政治压力下，大马或迟或早，也免不了得出台这类政策－－尽管新加坡并无最低薪资制，且市场在这方面的需求也不强。
就大马来说，问题不在于应否制定这制度，而是在方案的细节中，如：
一，定在哪个水平？如是800、900还是1,000令吉。二，适用范围有多广？
如是否全国一律，或应有地区性差别？若否，相对落后的地区将对人力资源失去吸资力；此外，移民劳工与本国受薪阶级应否同工同酬？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应该如何控制外劳流入的数目？若非同工同酬，聘请外劳的工资水平，显然是供求所决定的；而对外劳的需求高低，则与本地人工资的高低息息相关。
最低工资治标不治本
按官方资料，在大马的约1,200多万工作人口中，外籍人士占了近10％（实际上恐怕甚至超越20％），由于占比例太高，若不事先处理好这个问题，最低薪资制可能会带来不少意料之外的后果，如黑市劳动力市场、外汇流失等，或达不到产业升级的目的，而女性就业率也未必会提升。
进而言之，要实现可持续的加薪，最基本的条件是产业升级；工作人口的技能、生产力与素质也须不断提升；否则，薪资增长将是难以为继的。不然，世界上早就没有贫国了，每个国家只要制定最低薪资制，穷人就会一扫而光。只可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何况，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进展的时代。这个全球化，基本上是个较有利资本家、投资者，而非受薪阶层的进程。实则，对发达国家与中高收入国而言，若他们不搞真刀实枪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改革，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对不愿推动实际改革的国家，最低薪资充其量也只是一时的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若大砍必需品津贴或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交通等），加薪再多也会被抵销掉。
实事求是地看，这20年来，许多发达国的实际薪资水平停滞不前，失业率也高居不下；大马也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十多年，主因便在于全球化的资源重配置作用，及国内缺乏有效的必要改革。
当然，就大马来说，薪资停滞不前，尚有一些特殊因素，如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受箝制；就算组成了，工会也受压制、收编；所有职工中，加入工会的仅占约9％；过度依赖与受制于去留不定的外资；政策偏向大企业（包括政联公司（GLC）），而长期忽略中小企业（SME）；留不住人才；太多期待通过关系不劳而获的“寻租者”（rent-seekers）；既得权益者爱搞快速致富的虚业，而非需要长期努力与经营的实业等。这些都压制了劳苦大众薪资的合理性。
薪资水平受压迫，受薪人口（占工作人口的约75％），在整体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仅为约28％，企业则占约67％（馀者为政府）。在发达国，受薪人口在国民收入的占比则通常为50～55％。也难怪在大马，有约52％家户的月均总收入依然在3,000令吉以下（2010数据显示，全国家庭总数为约600万户，一户平均4.4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