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昌是香港人，今年初正式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瑞士日内瓦总部调任吉隆坡区域办事处。毕业自香港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选择转职，媒体几乎都这样形容：“放弃高薪厚职，走向烽火大地”。然而，真相是，这当中没有丝毫“放弃”的成分，用9年时间做准备，成为ICRC的一员，是他主动为之的结果，更确切来说，是如愿以偿。
见过世界苦难的人，会用什么口吻与人对话？这是和叶维昌见面前，我最大的好奇。但原来，人不会因为走过满目疮痍、因为眼前所见的灾祸已成生活常态，就变得麻木和消极。过去7年，叶维昌作为ICRC驻外代表，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叙利亚、约旦、缅甸等战火频繁的战区前线服务，以国际人道法为规范，积极与相关组织进行外交斡旋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平民受难。
他感叹：“由古至今，人类从来没有逃离过战争的命运，ICRC不是一个高喊和平的组织，当然如果世界有和平的可能，ICRC肯定会是积极推动的一员，但在那个条件成熟之前，我们的角色是确保：就算是战争，也有要守的规矩。你们可以打仗，但先把平民分开。”ICRC抱持中立的态度，不带有立场、不参与冲突，只关心平民的需要。
活得安稳是少数
虽说目前调离前线，转任区域市场主管，负责马新和中国三地的政府事务及捐款者关系事项，但他直言：“我还是希望能再从事前线工作，走到世界最大一群人的身边。”一边是富足安稳，一边是战火和贫穷，究竟哪一边才是大多数？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在某一层面上，活得安稳才是另类。
他之所以会暂时离开战区，是因为ICRC在去年意识到和亚洲区域的国家少了联系，“早期ICRC的捐款者集中在欧洲，但近年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日本和澳洲等地的捐款人，于是去年就有了让亚洲的同事回来执行工作的计划。ICRC认为，各援助国也需要知道一线的消息，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代表回来分享。”他接著说：“我们当然可以一直在前线，但援助国成员就只能继续从广告和宣传单上了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另一方面，叶维昌是国际人道组织里少有的亚洲面孔，他希望以自身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人道组织可以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选项，亚洲人也有机会成为“国际人”。他透露，除了马新和中国，另有同事负责日本和韩国，ICRC希望建立亚洲团队，让亚洲人用各自的在地技能和在地人沟通交流。
仅有爱心不足以拥抱世界
无论在香港抑或大马，在战地工作的人少之又少，也鲜有听闻有人立志要往兵荒马乱的地方去。叶维昌香港大学商学院毕业后，顺利进入跨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并在那里工作了4年，是人人眼中的金融才俊。2008年离职时，许多人对他的决定感到不解，其中包括他的家人，但他们不知道，他早在大二时就确定了自己将来要走的路，进入银行工作，不过是为自己累积资本。
大二时到非洲肯亚贫民区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一起实习，让他对世界，也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父母是受薪族，我们住在公共房屋，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香港，在那之前，以为香港就是全部。”和肯亚相比，香港的生活其实已算得上幸福，但他开始思考“人，真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吗？”，他意识到自己渴望从事一份能够探索世界、可以不断学习的工作。“一如现在，每派驻一个新的地方，就得从头学当地的历史文化，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像是一直拿到新的学位。”他笑称，姐姐曾说他即便已37岁，但给人的感觉和大学时期一样，这或许和从不放弃学习有关。
然而，他不忘强调，从事国际人道组织和战区前线的工作，光有爱心和热情并不足够，“因为那对当地的情势没有帮助，对政治、文化有所认识才不会挑起更多冲突，不会好心做坏事。”他笑指，从事这份工作无需把生命交出来，但至少要足够关心这世界。过去一年，他经常在香港做分享，“有一次，年轻人说‘你一定是很有同理心，才能做这份工作’，但我觉得如果只要求有同理心，那对自己的要求就太低了。同理心是基本的，它不是值得被提出的点。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用知识带来影响力，把工作做到最好，贡献在不同的层面，尤其是面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
叶维昌坦言，许多人误以为ICRC成员是义务工作者，认为只要有爱心就可以胜任，但其实这份工作的专业要求非常高，他成为其中一员非误打误撞，“我考了两次才成功，第一次不过关，得到的回应是我的法语不够好，我对法语实在没兴趣，学起来很辛苦。”他坦承：“当时确实很懊恼，我在香港最好的大学毕业，在最好的金融机构上班，为什么要进ICRC却那么难！”ICRC总部设在日内瓦法语区，传统上要求成员通晓法语。于是，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修读国际关系，又到法国学法语，经过两年的自我充实，才顺利成为ICRC一员。
不放弃就往前走去
叶维昌坦诚，一路上好几个阶段、好几次难关都让他萌生放弃的念头，但每一次考虑是否要继续时，身边都会出现一些人用言语或行动鼓励自己前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犹豫著是否要前往阿富汗时，母亲说的一番话，“我的第二个外派地是阿富汗，那里持续著高强度战争，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被轰炸，我也是人，也会害怕，当时我想不如算了吧，还真的去找了新工作，可是心里又想：努力了那么久才成功加入，才做了一年就放弃，甘心吗？到出发前3天，还在挣扎。一直到母亲跟我说：你选这条路就是想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助人，你现在不敢去，当初就应该待在银行。”当时的叶维昌如受当头棒喝，“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华人妇女都可以说出这番话来，我一个大男生在怕什么？”他说：“下一个困难会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人生总会有不同的难关和机遇，我们可以在遇到困难时放弃，但不放弃就会有机会。”
阿富汗是让他差一点就离开ICRC的地方，却也是让他受到最大启发的地方。“当地的工作团队都是高中或以上出身，都是很优秀的人，懂英文也懂管理，只是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很低。”这些人的身上有弹孔，他们让叶维昌反思：“他们所面对的比我们更严峻，但他们发挥的生命光辉比我们来得更大更多，我们这些外来者凭什么骄傲？”
战区的一线工作让他看见人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当地人不管怎样都会想办法活下来，有的地方战争持续60年，如果他们放弃，整个民族或许就此不存在。”他感叹：“回看我们的社会，却有很多人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一点，他提到来马后走访多个城市，看见当年华侨留下的历史痕迹，“在动荡的年代，他们离开家来到异地，也是因为坚持下来了，才有现在我们所见的一切。”无独有偶，他曾在第一个外派地巴勒斯坦办事处的白板上用中文写下“坚持”二字，如今走过好几个烽火连天的地方，多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后，他不敢说自己哪里特别优秀，但也算对自己有了多一点认识，“原来我能熬过压力很大的时候。”
香港人一向给人一种很凶、说话很直接的刻板印象，但叶维昌没有这种特质，他说自己享受大马的慢，“慢，有时能让你看得更多，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该快时快，该慢时慢，按照情理，按照事情的发展。就像ICRC在一个地方工作，很多事不是一天就能决定下来的，要持续沟通，就要确保渠道开放，总不能一时半刻谈不拢就拍桌子走人。”曾有心理专家说，温柔而坚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成功的沟通除了用嘴巴，还得用耳朵、用心。关于他会用什么口吻说话的好奇，叶维昌已经用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倾听的人格魅力做了最好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