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2017年金马奖最佳摄影、最佳新导演，《分贝人生》让许多人再次看见大马电影，导演陈胜吉和男主角陈泽耀的影视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但要说这背后的推手，不可不提该电影的监制王礼霖，若不是他在4年前打定主意参与金马创投会议（FPP），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许多故事。
2015年，台湾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首席执行员闻天祥到马为金马创投会议宣传，那是该会议自2007年成立以来的首次海外宣传。金马创投会议即便在台湾，也不曾进行分享会，之所以到大马宣传，是因为受2014年获得“百万首奖”的企划《分贝人生》团队邀请。当年，和闻天祥进行访问时，王礼霖也在场，只不过当时《分贝人生》还未开拍，长得高瘦的他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未有把握。
3年后再见，他坦承：“参与金马创投的2014年，是人生中最辛苦、最潦倒的时刻，是金马创投给了我一个转机，就像转角处有光，直到现在回到那个场合，还是能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分贝人生》2017年先后在大马和台湾上映，接著在多个颁奖典礼获得关注，除了入围金马奖，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斩获最佳电影、最佳摄影和最佳男主角3个大奖，后也在澳门影展环球影展全览单元举办特别放映会。
比起导演陈胜吉和男主角陈泽耀，王礼霖的名字较少被提及，台湾媒体曾与他进行专访，谈的也大多是电影相关的事。事实上，他投身唱片行业19年，2015年创立了摩尔娱乐（More Entertainment），旗下艺人有东于哲、车志立、郭文翰、陈立谦等，被媒体形容为积极推动大马娱乐产业之人，王礼霖笑指：“只要有人愿意做，就有机会产生影响，创造一些可能性，若没人做，那最终只能完全丢失。
但对我来说，大马并非娱乐产业的枢纽，谁来谁去都无所谓，我持续在做只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也刚好有机会做，毕竟有生之年，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他续称：“那真的不算推动，也实在没有带动到。”
监督制作电影，管理旗下艺人，大部分时候，王礼霖必须展现的是理性明智的一面，但更多时候，他压抑不住内心的热血。“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我还是担下筹委会主席一职，今年的娱协奖，我去找赞助找资金。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办了两届，两届我都是策展人之一，有钱没钱都做。公司代理何芸妮和陈威全的专辑，也是因为欣赏好音乐，其实要搞活动、做宣传，花的时间并不划算，自家的艺人也会有‘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的不理解。”
一场大病 才明白不能什么都扛
他在几个月前生了场大病，“我生病前很‘ging’（放不开），在乎别人对我是否感恩，病倒后，我召集所有艺人和员工开会，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不必把你们每个人的梦想扛在身上。我想放慢脚步，希望他们若有更好的机会，就往外发展，有机会才合作，不必勉强。”
他感叹，时代进步，走红的管道虽多，但当艺人很不容易，最重要的还是得时时充实自己，不断进步。举起眼前的杯子，他说：“只能装水的杯子和装水之外还有别的功能的杯子，哪个比较好卖？如果你是卖杯子的销售员，会选择哪一个？答案显而易见。”
他透露，去年筹备《我们死了，音乐还没死》音乐纪录片和文字书，访问了41组音乐人，其中有人分享道曾试过一个月的收入仅仅50令吉，面对各种窘境，如何一一突破。纪录片的取名有点悲，背后却有相当正面的鼓舞意义，王礼霖认为：“人会死，但东西会流传，重要的是当那个产业还未消亡时，当你处在那个时代时，做了些什么。”
大马，艺人的摇篮
对王礼霖而言，大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娱乐产业，严格说起来，只是个磨练的场所，基本上艺人的战场都在国外，时候到了，就要往外闯。《分贝人生》之后，王礼霖监制的《痳疯》再次入选金马创投在2016年首设的马来西亚奖，同年另一份企划《三哥》也在《第14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获得“HAF/Fox华语电影开创大奖”，接连参加比赛并报捷，王礼霖却直言：“《分贝人生》的成绩确实让人感到庆幸，但我不想只局限于大马电影的路线，接下来会把更多时间花在国外，让本地的团队有机会和优秀的人学习。”
《分贝人生》让王礼霖看见更多的可能性，“最棒的就是可以和更多优秀的人合作”，他笑说：“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跟张姐（张艾嘉）合作，将来或许有机会找来梁朝伟？说不定能。”说罢，他坦言也不是没有沮丧无力的时候，“奥斯卡、亚太影展的大马推荐影片只会是马来片，人家都不觉得我们是大马电影，似乎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在感到光荣。”
无论是唱片领域抑或电影产业，现实环境的不友善始终存在，与其不断埋怨，王礼霖决定先把自己的心态搞清楚，“中文娱乐产业很难做，那为什么你还做？你不做，也还是会有人做，那你为什么看不开？没为什么，因为你太执著。现在的我，觉得人生就是活在当下，人的生命很短且不可预测，能多爱一个人就多爱一个人，能做就去做。”
摸爬滚打多年 没什么输不起
王礼霖今年43岁，把人生分成好几段重新审视，“有什么不可以重新来过”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一点也不显造作。参与金马创投会议接著创立自己的经纪公司前，他经历了与前东家的理念不合，“我的约满了，可以离开，但一直带著的东于哲约未满，我也没钱买他们走，有一种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他人照顾的感觉。
刚好那时《分贝人生》的企划成形，感觉有个寄托，既然没法把他俩带出来，那我就用心搞电影。”他说：“我不怕重新开始，没有什么输不起的。”事实上，早在2013年，王礼霖就已制作第一部电影《同学会》，但众所周知，这部电影用“惨赔”来形容也不为过，他直认：“我自己也赔了很多钱，但如果没有《同学会》，就不会有《分贝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分贝人生》的导演陈胜吉正是《同学会》的副导。
走上电影这条路并非一蹴而就，一开始也不真正是王礼霖的梦想，“我念广告设计，曾短暂从事装置设计和广告排版工作，但其实一直很向往娱乐界，当年很热衷买卡带听歌，还会去参加《偶像》杂志举办的聚会。”
因为想做唱片，曾在索尼音乐中文部服务，尔后转职电台988节目部，后来感觉自己对唱片业仍有热忱，便转投海螺音乐，适逢当时公司打算开辟本地艺人经纪部，自行经营艺人，“我进去后第一个负责的艺人是林宇中，当时唱片业已经开始萎缩，不能只是唱歌，于是以打造全方位艺人的手法去经营，开始安排电视剧的拍摄。”
见证娱乐产业兴衰 坚持跟上时代
再后来，东于哲成员之一陈泽耀参与了台湾制作的电视剧《逆风18》，反应相当不错，促成了后来和Astro合作的本地电视剧《高校铁金刚》。从唱片到电视剧再到电影，虽说都是为了艺人包装和商业考量，但王礼霖也不断在成长，他说：“在娱乐产业，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被取代，不进步就被淘汰，我也一样，所以我也一直在学，在尝试新的东西。”
他见证过唱片业的辉煌，2000年加入索尼音乐时，是唱片业的全盛时期，“人家说10年一个运，我进去的时候索尼音乐有王菲、F4、蔡依琳、李玟、王力宏等当红艺人，当时中文部就只有我和主管两个人，他们来马，都是我们在负责，是很好的经验累积。”
他提到其实有过一段为期半年的客工经验，“我姐姐在台湾做合法的劳工中介，我离开广告行业后，去当地的铁厂磨了6个月的铁，除了我，其他工人都来自菲律宾，我们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我每天早上吃同一款面包，所以能明白《分贝人生》里的人物，他们只有生存，谈不上生活。”
回国后，他在网络媒体《红人馆》当过一阵子的记者，他嚷嚷：“那一段也挺痛苦的，上世纪90年代末，你说网媒，根本没人理你。”所有的这些那些，拼凑成现在的王礼霖，用将近20年青春见证娱乐产业的兴衰起落，他却始终不愿落后于时光，对他而言：跟上时代的脚步，永远有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