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国内燃油不管是RON97或RON95的汽油或柴油的顶价都纷纷下调，总体来说，油价大跌。不少民众异常兴奋，毕竟这是自那漫长的政治动荡一周以来难得的好消息。
因此，许多民众把是次的降价视为由丹斯里慕尤丁领导的新政权的良政或者糖果，有者认为这象征著新朝与希盟孰优孰劣，也有人觉得如果换政府后油价可以降一降，希望以后可以常常换政府。
其实，民众把该项“惠民”措施归功于慕尤丁政权不正确，当然这也不是前希盟政府的功劳，需知道油价的升降与国际石油市场息息相关，在多数情况下油价大跌反而对政权的财政稳定带来冲击，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产油小国。
市场数据显示，全球燃油价格于我国公布每周燃油价格前已暴跌。在3月7日，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至每桶41.28美元。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下跌4.72美元，收于每桶45.27美元。接著在3月9日，国际油价更进一步暴跌至每桶约33美元。
油价跌不一定是好事
而此次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经济低迷原油过剩，加上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导致国际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二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俄罗斯减产协调谈判破裂。
根据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标准，国际原油价格于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染并上升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后，已下跌至大约每桶45美元左右。所以国内油价下调其实和政府没有多大关系。
而在3月9日，OPEC与产油大国俄罗斯对减产无法达成协议后，俄罗斯及以沙地为主的OPEC纷纷拒绝减产，而进行全面的价格战，令国际油价进一步暴跌。
这对民众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但是今年的石油价格如果无法回升，政府接下来的公共计划与大型项目将会后继无力，从长远来看对经济整体的影响弊大于利。
回到油价的升降对马来西亚政权的财政稳定，其实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希望油价有太大的波动。因为数据显示国际油价每有一美元的变幅将会对国油（Petronas）的收益带来3亿令吉的起伏。换言之，国际油价每降一美元，国油的收益将会减少3亿令吉，反之亦然。单单是3月7日那天，燃油价格下跌4.72美元，国油因此损失了将近15亿令吉的收入。国油的收益与联邦政府的预算案息息相关，这是因为石油占据了联邦政府可观的收入来源——即石油公司税、出口税、石油税与国油派息。
从2009年至2014年间，石油平均占据34.6%联邦政府年收入。在2018及2019年，联邦政府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减少至21.7%及19.5%（注：若加上国油于2019年派给政府的300亿特别分红，该数字将上升至大约31%），主要原因是政府致力于多元化国家财政收入及国际石油价格不稳定。
从这可看到石油占据联邦政府大约20%的收入，如果国油的收益降低则联邦政府所获得的分红也随之减少，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开销如福利与大型基建工程等。政府手上能花的钱变少了，也就无法再继续推动各种工程以刺激国内经济。
如何填补收入缺口？
其实在国阵执政时也曾面临类似的财政困境，2016年油价一度暴跌至每桶30美元，石油贡献只占据了中央政府2016年度收入的13%，中央政府少了整整300亿的石油收入，情况比现时还要严峻。时任首相纳吉的政府于2015年推出了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以降低对石油税收的依赖，GST的出现在2016年的石油价格危机中帮助维系了财政赤字。
GST于2016年的全年税收大约是390亿令吉，正好可以填补油价暴跌的空缺。然而这次我们没有GST，财务状况捉襟见肘时，政府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重新包装及推出GST以填补失去的石油收入，二是继续举债从而扩大现有的财政赤字，距离3%赤字的目标将会渐行渐远。
虽然民众一般会对油价下降表示欢迎，但这情况对联邦政府的开销预算却不乐观。2020年财政预算案是以燃油价格每桶62美元为标准来进行国家经济规划，现在下跌至每桶33美元已经远远偏离了前财政部长林冠英制定2020年财政预算案时的预测，这意味著政府即将面临收入不如预期的困境，许多大型公共计划或会因此而面临“再次瘦身”或取消的风险。更别说为应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而制定的总值200亿经济刺激配套。
油价下降些许将有助于扶持2020年全球经济从中国新冠肺炎冲击中复苏，低油价将会提高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内需带来全面的增长。但是综上所述，油价若是暴涨或暴跌都会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冲击，这次的油价大跌对慕尤丁甫建立的政权来说也是一个烫手山芋，新内阁在面对国会不信任动议挑战的同时也必须应对油价大跌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如何填补石油收入的缺口及控制财政赤字。我们的体制精英们准备好从斗争中腾出手来好好处理接下来的经济难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