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来的几个月会举行大选,不少人相信10月27日的预算案,很可能是大派糖果的民生预算案。之所以,这几年来纳吉政权不但出台了节流的补贴合理化政策,也敢敢出台开源性的消费税(增值税),外加上令吉的贬值,经而引起怨声四起,若不在相当程度上抚平这些怨言的话,难免会危及政权。
只是也应看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羊毛最终会出在羊身上,大派糖果后的财政负担最终依然得从人民身上拿回,差别只是在时间上不同而已。其实,依笔者所见,只要没有搞货真价实的根本改革,长远来看大马经济虽不至于在短期内出现危机,可长期来看,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易真正改善的。这是由大马经济的性质与结构所决定的。
国人生活水平下降
实事或具体地看,自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经济便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且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也没出现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普罗的收入不会有大幅的实质增长,其结果便是,个人所得税在总收入占比(约13%)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此外,一贯以来,联邦政府高度依赖油气的收入,即便是在油气收入占总收入约35%的时期,预算案也是年年赤字。当这个收入占比从35%掉至15%时,其对财政的压力可想而知。
政府虽说,合理化补贴,特别是消费税以抵消油气收入,可别忘了消费税会纯化增长,特别是在普罗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实则,若与1990年代相比,当前大马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可说是不升反降。因为一般薪资水平大体上停滞,可一般物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却涨了又涨。在一涨一停间,就拉长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说白了就是薪资贬低与货币贬值。
在1987-1997年高速增长期间,大马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来推动增长,可进入1998年后则是靠内部消费。可这个内需也到了内虚的阶段难以为继,如公共与家庭债务已剧升。当一国债务升到一定高度后,借债务来推动增长的手段便会失效,特别是增长速度也放缓的时候。
大马会在1998年后依靠内需,主因之一在于脱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工业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便倒退,是种过早倒退。这也是投资与出口大幅放缓的结构性因素。
内卷化现象
当工业不振时,就只好转靠农业与服务业,可大马的服务业大多是增值不高的低增值服务业,无助于有素质的转型与升级。易言之,这几年来的转型其实也是多是形式上从工业转入服务业,但其中含金量并不高,也就是有形缺神,量变虽有,质变不多,是种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
所谓内卷化,是说一国的增长主要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或资本来推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技术升级、创新提高生产力等高含金量的能量来推动。其实,这也是何以普罗薪资没有显著提高的根本原因。它使大马大体上成了一个低收入高生活费的经济体。高生活费是因为补贴被合理化了,与此同时税务负担却增加了,如消费税。
至于低收入,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上言,大马是个低生产力、低技能与低增值的经济体。这个三低致成了低收入,而低收入又限制了政府的收税能力,使得个人所得税占比难以显著提高。个人所得税不能显著提高,只好另谋出路,如加强对公司或专业人士的追税。
长远来看,大马要改善公共财政还得从生产力、就业人口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以及提高经济活动的层次著手。可这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改变与配套才可能实现,且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外加上由于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如年轻人因为学非所用,失业率较高,进而政府不得不雇用他们,可这又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
不仅如此,由于生活费高涨及党际竞争趋向更激烈,朝野就更要讨好公务员,使公务员能得到更多好处,这自然也逼使政府得更积极追税。到最后依然得由普罗来承担这个增加的负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行政支出节节高升
据此而论,这次的预算案即便是表面上是亲民或亲公务员的,可它实质上未必会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技能与经济活动的层次,无助于在根本上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终而变成举新债还旧债,最终把问题留给后代。
历史地看,自1970年迄今,除了1993-1996年,大马的年度预算案均是赤字。可以说这也是许多国家的常态。在1993-1996年会出现盈余主因在于民营化,也就是政府把许多亏损累累的公共企业关掉。因1970-80年代,大马大搞官僚社会主义,与民争利,可又把重点放在控制经济与资源分配,而非做强经济与重视生产。
其结果便是1980年代中期,联邦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比今天的约70%还高。其中,有约17%为政府担保的或有债务(contingent liability)而非直接债务。今天大马的经济依然主要操控在政府手中,如上市的35家官联公司,便占了市值的约40%。
除了长年赤字外,近年来的趋势是总支出中行政支出占比节节高升,以至发展支出节节下跌。之所以,公务员支出与养老金占比节节上升是主因。这就形成一个消费多、投资少,未来没有回酬的趋势。另一特点是除了正式与实际预算案常出现差距,而追加部份也多为消费性而非投资性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