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与新加坡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也同样是多元族群国；只是两国执政精英却拥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新国实践彻头彻尾的贤能制与功绩制及实用主义，大马则走土著优先的路线。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许多多元族群与宗教国常因内耗而导致国家表现欠佳；只是，也有少数国家是例外，如瑞士与新加坡。这两个多元族群国的人均收入均名列全球前十名，可说是卓越的成功国家。
伸言之，多元未必是负债也可以是资产，就看一国的人民与执政精英如何看待多元。
新加坡的做法是，首先要确保不会发生种族或宗教暴力冲击；其次是，防范传教人士或族群主义者宣扬不宽容的思想；再其次是防止年轻一代受到极端思想的潜移默化。这就涉及了思想与言论自由对社会秩序与稳定的论战。这也是何以新加坡常被点名为威权主义国的主因。
只是从新加坡执政精英的角度看，由于新加坡是个缺乏自然资源及位于马来群岛的一个以华族为主体的岛国，故其精英具有很强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认为新国的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政经形势与贸易，故必须确保内部稳定才能稳住内外资，从而创造就业与提升生活水平。为此，新国必须著重量才录用的用人唯才与务实的意识形态，以确保生存发展。
这种意识形态也现之于财案中。在通常情况下新国的年度预算案都会有盈馀。政府也很执著于预算案盈馀，积累财富以备不时之需。一般来说，多数国家只要求达到收支平衡，即支出不会超过收入，而在实际运作中，则是收不抵支，特别是社会保障制较完善的发达国。新国则不仅仅追求收支平衡，还要有盈馀；其后果便是即便政府有盈馀，依然要继续增加盈馀，如把消费税从7％增至9％便是一例。
其理由是为了应付人口老化及更新与提升基础设备以保证新加坡的竞争力。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竞争力执念的国家。毕竟，这是个人口高度密集而又严缺土地与自然资源的国家，只有广纳人才与维持高度的效率与竞争力，才能保住就业与高生活水平。
这种盈馀执念也反映了执政精英的生存意识。觉得这是一个处于永恒危机的城邦。此点也反映在国防支出中，新国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份比可高达3％，比台湾与韩国还高。多数国家如大马则只占GDP的1％或以下。在新国不少高官还是退伍军人如李显龙便是少将出身。
新国的忧患意识也表现于高度的亲商亲市场政策中。新国的亲商政策不仅表现于其名列世界前几名的经济自由度，也见之于低公司所得税（17.5％，只略高于香港的17％）。亚洲国家包括大马的公司所得税都是20％以上；新加坡却能以高效率、高政治稳定度与低所得税吸引许多跨国企业到新加坡投资与创业。
为了留住与吸引内外资，新国连正规的最低工资制与失业保险制也没有。其社会保障主要靠个人积累，如中央公积金及其下各类自负其责的项目，这个公积金制度也是个强制人民储蓄的制度，其缴纳额也偏高，以至抑制了消费。如在新国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不到40％，远低于发达国的70％-80％，也低于大马的50多％。
新国能够维持预算盈馀也与这个强制储蓄有关。它减少了政府负担，政府则利用这些高额储蓄来建造公共房屋与提供公共教育与培训。其结果是新国有一流的教育与高达90％的拥屋率，远高于发达国的70％拥屋率。大马则是约76％，惟吉隆坡则仅达51％。这个高拥屋率强化了人民对国家与社会的有份感（Stakeholder），也强化了社会稳定与政权，尽管人民行动党通常仅取得约六成的选票。
新加坡能保持盈馀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社会保障制建基于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救急不救穷；毕竟新国不缺就业机会；二是自助国助，即不鼓励人民过度依赖政府；三是著重授之以渔（技能）而非鱼（实物）。
与新国相比，得天独厚的大马反而长期出现预算赤字。从1997年至今均是年年赤字，赤字连年。考虑到联邦政府收入中有高比率的国油贡献，理应有盈馀而非收不抵支。何以赤字长期化，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大马缺乏新加坡式的忧患意识，如用人唯才，人尽其才或种族平等的公共政策。其次，大马太多腐败贪污“干捞”事件层出不穷；再其次是行政开支过大，基本上每年的行政支出相当于年收入，以至于得用赤字来应付发展开销。
说白了，与新国的忧患意识相比，大马显得安逸与不认真。或许这也是资源诅咒的后果，即因福得祸。资源丰富得天独厚反而形塑了安逸思想。
深层地看，大马也是个内耗严重的政治挂帅国。各族之间有著同舟共挤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是从族群而非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角度思考课题。这就是所谓的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
随著人口老化与往后经济增长应会日趋放缓，如何应对未富先老已成了重大挑战。只要大马各族不能从同舟共挤转向同舟共济，同舟一体，前景可说不容乐观。这是个后天无作为，先天优势也失色的后果。
结而言之，或许可以说，新国的执政作风像严正的严父，而大马则较像有偏心的慈母。这就是马新财案一个有盈馀一个长期出现赤字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