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著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语言自然会产生变异。即使是带有严格人为规范干预的普通话，语言系统的变异仍是难免；且看近几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之频繁、以及修订词条量之大，再如中国公布的异读词审音表的最新修订稿，可见词汇语音都不停发生著变异。
方言作为语言的自然形式，与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贴得更紧密，其变异形态更为丰富复杂。研究显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是加快语言变异的一大因素；而大马的社会语言环境，恰恰就是多语多言交叉使用、相互渗透的。对于大马华人的语言生态，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非常适切地总结为“多向度等势接触”，即其接触模式不仅是多语多言的多向接触，而且接触各方大体属于等势的。
如此特殊的接触模式，原本是南洋华人共有的语言生态，然而目前只有大马华人仍保留这一特征，形成了大马华人语言丰富多样的特殊形态，同时也正是大马华人语言的研究具有特殊学科价值的地方。
方言生态之丰富
全球华语研究的热流延烧之下，大马华语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中国研究生以大马华语为论文题的数量也多了起来。相比之下，本地汉语方言的研究却似乎未进入学界的视线。其实从历史演变角度来看，本地华语形态之特殊，很大程度是根源于方言生态之丰富；尤其许多外语借词实际本就是通过方言的借入而移置于华语词汇系统中。比如马来语pasar何以汉译为“巴刹”，而非“巴萨”或“巴萨尔”；又如英语grant何以汉译作“牙兰”，而非“葛兰”或“葛兰特”，这都只能从闽粤方言对外语的翻译形式中去推知。
这是从华语研究的视角来体现方言研究的学科价值；其实，大马汉语方言研究的学科价值远不仅如此，其最大学科价值还是自身的结构形式，即包含语音语法词汇的语言系统之中。而对此学科价值的提取，就有赖于对其语言系统的调查与描写。本地方言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列举特殊外语借词的层面，至于语音的调查描写工作则处于“近乎零”的状态。
纵然存有不少研究误区，2003年陈晓锦的《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仍算是一部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她是多番强调“词汇研究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中之重”。我们当然不否认词汇的重要，只是从语言接触下的系统变异研究视角来看，即使是在词汇变异的分析上，也无法绕开语音系统描写的参照；更何况语音作为词汇的外部形式，语音系统的描写对于分析其特殊变异形态是尤为根本的。此外，张双庆在评论“海外汉语外来语”的研究时提过：要如何分辨外语借词与语码混杂；实则这种辨析工作仍有赖于对语音系统本身的完整描写。
各种方言变体
因此，探讨我国汉语方言的特殊变异形态，仍须从语音系统的描写入手。而我国汉语方言研究的学科价值，正在于本地多语多言相互等势接触而形成的变异机制下所产生的各种特殊“方言变体”。这些方言变体又根据所在地域的社会因素差异，而产生不同接触模式下的变异形态；即源自同一个村子的永春人，至今全马各地也会因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永春话变体”。相比于外语的接触，我们尤其强调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接触；这当是本地汉语方言变异研究的最核心关键，一则是由于方言间的接触远甚于外语接触，二则是方言间的系统相容性更易于彼此影响。
所谓的“变体”，是基于语音系统差异的变体，是属于语言结构内部的系统差异。因为若非从系统性出发，或如Schuchardt对罗曼语方言的研究，终至排斥分类的可行性，进而认为“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并非否定方言地理学的主张，只是具体化汉语方言相互接触造成的混杂形式，台湾洪惟仁的研究成果提供我们不少启示：“不能因为方言有混合现象而否定了方言类型的存在和方言对应的规律性”。因此，虽然全马范围内存在的各类方言变体形式极为复杂多样，但若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得当，其系统规律仍是有迹可循的。
洪惟仁从1980年代以来对台湾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历20年终于绘制其《台湾汉语方言地图》。对于台湾闽南语漳泉混合的“漳泉滥”，洪惟仁调查显示各地由人口等因素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混合，即不同“混合配方”形成互有差异的“方言变体”。
我们且以近期调查所得，略举数例说明。雪州丹绒士拔村内潮州澄海人与福建诏安人各半，因此其阴入调的连读调受到影响而产生了变异。比如按广东澄海方言的原读，“法国”、“八百”、“出血”的前后二字都应是同样调值，即低的短促调；但在丹绒士拔则均变为前字调值较高，读作中高的短促调。这就与诏安话的声调类型完全相同了。
三地普宁话之差异
再如霹雳与槟城交界的三个潮州普宁人渔村，我们的调查人均源自普宁北山村，但由于不同社会条件因素，目前三地的普宁话都各有差异。比如瓜拉古楼因有半数福建同安人，普宁话的阴平调由原本的上扬调变成了中高平调，举例字“诗”、“梯”、“天”、“猪”等都变得与同安话一致，但角头与高渊港口的阴平调则仍保留原读。
从上述例子可知，本地汉语方言的特殊变异往往是由于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接触，而这类接触模式又是基于本地华人聚居地的方言族群混居形式。因此，我们主张大马汉语方言研究的学科价值正在于其“混合配方”各异的接触变异形态；这样的特殊变异形态其实是涵盖于其语音系统的描写中，而对其变异规律的分析，则必然由各地华人方言族群混居与当地社会语言使用情况入手。
因此，本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就须得结合本地华人聚落形成历史及其方言族群关系的研究，否则就是无根之谈，至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笔无从结算的流水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