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被捕，身陷囹圄，磨蹭拖沓，经历漫长的扣押，前新加坡三巴旺议员谢太宝先生终于被释后不久，接受《新闻周刊》杂志的访问，询及漫长的扣留岁月里，他所经历的最可怕的经验；当时年已58岁的谢先生回答：
“当我单独被囚，独自关在黑房，和往常的大不一样：全黑，寂然。里外互不相通，看不到对方，也听不见彼此。政治部的官员恐吓我说，一般人关上几天就彻底失常（totally insane）了。有个晚上，我听到隔墙有人猛踢我的牢房，我想那人恐怕真的疯了。”
记者Ron Moreau继问，那么，黑暗之中，你怎样稳住自己？谢先生说：我自言自语，我提醒自己，如果我不能积极应对，我必然就会崩溃了。我想起先辈苦痛之不堪，有的瞎了，有的残疾，相对地说，我经历的微不足道。
谢先生这一席言，或许是受自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启示了：“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独立思考不容忍
但是，司马迁的举例，是千年之前苦难的旧案。我们很难想像，世界文明发展到了20世纪，仍有谢太宝先生的咄咄怪闻发生。难得的是，谢先生随遇而安，问及是否心存嗔恨，他说：吾无私怨，唯恶政策。政若不公，满城受害。（But I have no personal grudge againstanybody because my main concern is[government]policy.If the policy is unjust or inhumane then other people will suffer,too.）
气度、格局和怀抱的大愿，由此都看出来了。但是，经此一劫，那个社会，到底怎么对待个人的奇思、异见和独行呢？谢先生应答出狱之后的人情世故，轻写淡描；但是，从中读者必能感受当中的微妙之处了：
零零星星的朋友来电。政府一再指控我是共产分子，也许让他们对我另眼相看了。（I've received some calls from friends but not too many.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lleging for so long that I'm acommunist that it may have affected people's minds.）
不论谢太宝先生之罪，旨在示儆，还是确有其事；由此可见，独立思考和创意之道在那里之不行。拘捕谢太宝先生，将之长期扣押，或许可以赢得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和谐”，然则，长远而言，此事何益？
我们设想，就算谢太宝先生乃是共产的地下党员证据确凿，对待他，当该如此吗？
政府是否另有替代的方案，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后辈之徒，显然没有思之这些；评及谢太宝先生前后一系列冤案，人云亦云此乃成功的代价云云。
国家成功如何评？
说实在话，界定国家的成功，社会的进步，断然不只是国民收入的高低。不过，经过李光耀式的精明计算，一切都是成本，那么，唯有效益的大小可以用作评估决策的优劣。
那么，相较谢太宝先生个人的青春，和新加坡的发展，怎么选择，还不清楚吗？不啻这样，推到极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然也无可厚非了。可是，这样的富有，其实是建立在失去的恐惧之中。
当然，当权之道，谁不如此？新加坡的冷藏行动，和马来西亚的茅草行动，是一脉相承，师自同一祖先的。
事成以后，则不当一回事。谁还记得谢太宝先生之前，谢太宝先生之后那些一言难尽的档案？
因为这样，细读网上介绍《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的文字，援引谢太宝先生的那段话，犹是伤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在监狱中度过了，没有审判。女朋友也跑了，错过了结婚、错过了组织家庭的机会，现在，我老了。”
1941年生，谢太宝先生年过七旬，已是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
再过一届大选，他将是上一代的耄耋，不得不认老了。到了这般年纪，我想，也确是应该为他平反一生的清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