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肯它的认为它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非西方的另类选择；否定它的，认为它是一种反模式，是反民主与反市场经济的坏模。台独、港独与中国的一些民运人士，或法轮功等，则狠批中共，有者甚至把反中共与反中国混为一谈。
尽管如此，客观地看，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且日益多的欧美人士，已把中国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对西方既有模式的挑战，如早在2010年，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Stefan Halper便写了本颇具争议性的《北京共识》，它认为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威权模式。知名的美国评论人ThomasFriedman（此人为知名的全球化论者与中东通），更拿中国来与美国比较，而认为美国也有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如《我们曾经光辉过》一书（2012，That Used To Be US）。印度不少评论人，也深觉印度应快马加鞭追赶中国。这都显示出，中共确有一套。
哪中国模式研究是什么东西？一般看法是，它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一种。台湾的资深政治学者朱云汉在其新著《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一书里（2015）则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其特殊性，而非一般意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有其制度创新的特色。
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它便是种具有多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如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与外资等并存，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占有支配性地位。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依然被保留下来，而不会搞全面私有化，这至少为7亿农民保留了一些最低限度的保障。同时，也用财政转移支付来纠正失衡。
就政治体制言，朱云汉认为，中共的一党专制可为中国带来一定的政治稳定与治理绩效，而任期制与集体领导制，则为一党专制的罩门──继任危机与个人独裁提供了可行的出路。因为，这个任期制，顶多只允许两任（10年），使新陈代谢成为可能。实则，它也具有一定的究责与民意评监机制，纪律检查也有一定的独立性。
从执政哲学的角度看，这个一党专制有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与民享思想。它虽非民主，但却是富有民本民享思想的精英治理制。与当前美国的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相较，民本与民享自有其可取之处。进而言之，中共因为靠拿出成绩来，来做为执政的正当性基础，也使得中共不得不重视执政能力与执政成果。有远见、有执行力外加上民本思想，足以开创出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也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想像，不必受困于西方，特别是美式一元现代性的陷阱。
说起来，美国的市场经济已成了劫贫济富的变形市场，而其民主，也已成了利益集团与游说团体等服务的变形民主。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应发展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进而促进多元现代性的发展。
这是个注重效率、实力与实利的竞争激化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与民族要跟上时代，便须有所创新，这个创新，当然也应包括制度与体制创新，而非一昧模仿。
顺便一提，台湾另一位资深政治学者胡佛，也在此书的序文中，表示赞同朱云汉的观点。显见，美国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中共也非如反中民运份子所描述的那么糟糕。至少能在30年内，使好几亿人脱贫本身，就是一个不凡的成就。对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言，脱贫进入小康才是硬道理，也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至于因反中共，而把中华民族与文化，也一起贬得一文不值，如《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国比小说更离奇》类的书，也有失中肯。难道西方诸民族、诸文化就完美无缺？君不见欧洲4猪（PIGS）即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在挣扎脱困中么？显见，各民族皆有其特色不宜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在不同的人眼中，优点也可能是缺点。重点是，彼此要不时地互相借鉴，才可免于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