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不比不知道。在这个盛行比较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许多机构也编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较排行榜，以供参考比较。对先进、中进与后进者言，均有取长补短的借鉴意义，也可让自己知道，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就面积33万平方公里，排名约63的大马言，在2012，根据2015版经济学人出版的《从数字看世界》（Pocket WorldIn Figure），大马人口约290多万，排名第44。
经济总量，以美元汇率计算，排名第35，以购买力平行计算（Purchasing Power Parity），也称为大汉堡包（BigMacIndex）则是第28；出口总量也是第28，贸易盈馀额排名第24；上市公司数第16；贸易依存度（Trade Dependence）第9（即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些实际数据表示，大马在经贸方面的排名颇佳，至少排名高于其人口排名。只是，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大马也有不足之处，如GDP虽排在第35名，可人均收入（经济总量除以总人口2900多万）的排名则低至第87（约9800美元）。这突显出大马经济有个量大价低的悖论。
偏高的贸易依存度，也突显出其加工贸易的性质，即基本上是从事零件装配的组装活动，故也难为国民带来高收入。这也是何以，大马尚未挤入高收入国行列的主因之一。
另一点是，大马虽非高收入国，可汽车年销售量却高居世界第21名，汽车拥有率也高达38名。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公共交通系统有问题，而汽车价格偏高（在东盟，仅低于人口地狭的新加坡）更加重了生活成本。尤有进者，排炭量（Carbon Emission）也高居第25名（2010）。可以看出，大马经济还有个高污染的特点。量大、价低、低含金量、高污染，均点出，这是个粗放型（Extensive）而非集约型（Intensive）经济体。它是靠高投入（人力、物力、资源）而非创新来驱动的经济。
人才不足外流严重
做为中高收入国，若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高投入驱动（Input-Driver），转入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就只能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若硬要用高举债来实现高收入，结果便只能是高通膨，是难以持续的。可要转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又得先要有人才，技术方可能成就。此外，也需要不断的设备更新与经营方式，才可能实现高生产力增长（Productivity Growth）。这是大马所缺乏的。如在1300万的劳动力中，只有约30%是高熟练工，比率也太低。人才本不足，外流也严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1990-2000，大马的年均增长率为7.2%，全球排名第5（与新加坡并列）；可在2002-2012，已掉到第53名（年均增长率5.1%），运输给中国、印度、新、印尼、菲律宾等。
以大马的先天条件言，是不应输给上述国家的，比方说，我国拥有较高的人均资源（是天然气净出口国），享有人口红利（中位数人口年龄为27岁与印度、印尼相当，中国则是35岁），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基础设施还不错，地处东西交通的要道，拥有多元文化的资源、教育，投资额颇大（占GDP的5.9%）等优势条件，怎么却会被全球化所边缘化到第53名？
大马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从数量上看，经贸表现不错，可在政治面，表现却难堪，如自1990年代以来，便被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定位为部份自由国，而非自由国行列。在2015年，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还把大马列为全球排名第8的严格管制宗教的国家，尽管我国联邦宪法第11条表明，大马人享有信教的自由。
更令人难堪的是，在2014，新闻自由度排名竟低至第147！与其全球竞争力（第20，WEF）与2015的经济自由度（第31名）完全相反！差堪告慰的是，大马的综合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60（2013）与贪污印象指数CPI排名第50（2014）。
这个悖论也突显出，经济增长与政治自由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跨国公司虽重视政治稳定与法制（不一定是法治），却不在意民主选举。新加坡长期成为东盟的最高外来直接投资国，便反映了这一事实。
就大马言可以说，是个相对的经优政劣，综合平平的国家，也就是，至少在数量面，经贸表现不错，可在政治自由面极差，包括民主指数也低，而综合面则表现中中平平，不同领域高低起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