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进入桃源，犹如文明入侵此“绝境”，带来历史与知识，故事停留在仙乡传说般不复追寻的收尾。试想若继续写下去，会有怎样的发展：桃源中人分成两派，一派想返回人世，一派继续留在桃源……，也可能如苏轼笔下所写蜀青城山老人村，“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无论如何，人生识字忧患始，文明渗透，纯朴自然不再。
一如女书，纯粹由女性书写构成的世界，从书写之处（扇面、布帕、纸片）到书写的表达方式（造字、读字），创造属于女性之间表意达情的符号与声音。然而除了在文革时遭到破坏，也由于女性识字，少用女书来传达，导致女书濒临消失。原本私密的国度，无法抵御庞大文明的渗透与破坏，终究没落。我总想到发现新大陆，文明犹如病毒，一一摧毁在地的一切。
从以前的帝国殖民至今日文化殖民，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的情况各不相同，“后殖民”此一词汇也不该套用到各地，更严肃地说，应该是“一个后殖民，各地表述”。殖民固然带来现代化，但也如电影《赛德克‧巴莱》所表述，到最后“我”已非原来的我。在读以乐府〈上邪〉为题而写的许多新诗作品，罗智成、林燿德、夏宇的诗作，都昭示其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情诗或性爱的解读只是表面，更深层的一面，是诗人对80年代以来城市文明的焦虑。城市文明如影随形，原本永恒的都如泡影，不再历久弥新。
再回到陶潜〈桃花源记〉，正是诗人反映当时乡村的生活境况。由于时代动荡，税役沉重，人民对仙乡的渴望使得这类记载在民间流传甚多甚广，每次阅读这些故事总与小时候对幽浮或不可知、不可思议的现象联想在一起，在山中迷路的樵夫，仿佛被外星人带走，回来时已忘却去过哪里，而时间也已流逝（如王质观棋“烂柯”的故事或有名的刘阮入天台），天上一年，人间十载，人事已非。
跳跃联想，贯通古今中外
根据民国以来许多学者的研究，陶潜〈桃花源记〉是从民间传说、地方志、史书等相关素材加工而成。中学时读到桃源为陶潜心中理想世界的说法（或说是小国寡民的想像），现在知道此为透过文学艺术加工的过程，来表达诗人的情志，并非诗人凭空原创。
宋代江西诗派的诗人面对唐诗这座巨大而无法翻越的山头，也是另辟蹊径，无论“点铁成金”或“夺胎换骨”，都在原有的基础（或焦虑）上找寻可能的出路，不能单纯以挪用、剽窃而观。
艾略特说：“坏诗人用借的，好诗人用偷的。”“借”是看得见，但“偷”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如晏几道词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原是五代诗人翁宏的诗句，名声不响亮，但晏几道原封不动“偷”到词中，便成为传诵的名句。
新诗亦然，新诗中许多游戏的方式，在形式与意义上推陈出新，既是颠覆，亦为创造。这在古代也可找到相似的例子，如杂体诗词。这类杂体诗词通常被视为游戏之作，认为是文人炫才，实则如带著脚铐跳舞，以集句诗或集句成联而言，考验作者阅读之广与才识之深，集句词亦得考虑格律，透过诗词字句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意义；再如回文，顺著读是一种读法，倒著读格律亦合，意思不一定不同，这是汉字独有的特质，或是顶真体，一句的最后一字成为下一句的开头，这在新诗中亦常见；新诗中的隐题诗就如古代的藏头诗词，每一句的首字组合起来就是欲表达之言；更别说现代的图像诗如宝塔诗（或一至七字诗）。新诗发展虽只有一百多年，然而放到更长久的古今诗歌史上，这些形式上的养分是源源不绝的。
学问是中西古今共通的，毋须划地自限，就同《易经》谈变易与不易的真理，这冥冥之中有如循环。
我读《马可福音》时，耶稣说：“你们要记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马上联想《老子》所言“如婴儿之未孩”、“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或是孟子所言“赤子之心”，这是可以会通的。
在大学时修韩非子，老师上课的方式是以西方哲学、制度对比《韩非子》书中的内容，多年来我仍感到当时上课受益匪浅，并学习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其他阅读上，无论图像、影像、音乐与文学，是可以对话、互文、参照的。
这样的会通也可反思中西古今的差异，如文体／类，古代的分法其实并不如现今，有很多模糊的分类，但可包容的范围也愈大，现今在西方散文、小说、诗、戏剧的框架下，就得面对许多模糊地带的分类争议，也出现许多新名词，但不一定能消弭争议。或许在彼此参照、会通的过程，找到属于我们的定义与归属，会比不断“横的移植”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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