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乾坤之锤定，推溯远由，早在1959年。1959年7月8日，时任马华公会宣传主任的（前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杨邦孝与副揆敦拉萨谈判。张木钦先生著《民族先锋之歌》记录，过程坎坷。
杨邦孝为之感慨万千：“最重要的还是马华公会的要求不获接纳。马华对教育的要求，是绝对坚决的，如果不能够维持这个立场，马华公会将无面目以对华人。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马华内部的会议之中，杨邦孝激昂发言：“教育问题，并不是因为两封密函的发表而产生的，考试问题已经拖了两年了。现在所能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谈它，等选举以后，作一般的检讨。”
当日，前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令叔（芙蓉国会议员）郭开东也说：“全马有200万华人，难道没有35个人才（出任国会议员）么？华文教育如果不重要，为什么全马华人都激烈地争取呢？”
但是，一切既是惘然，也是枉然。林苍祐医生、朱运兴、杨邦孝等少壮派的领袖，最终不得不出走，一一退党。杨邦孝上呈的那一封辞职信中准确地预言了马华此后一甲子的困窘：
“数日来发生的事情及昨日的决定，我无可怀疑地认为：马华公会已经一无用处，甚至组织马华公会原来的目的，也不能达到。逗留在马华公会，我不能看出有什么用途。”
一个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举步之维艰，考查缘由，当见1960年。那一年，教育部长达立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尽管华社普遍认为《报告书》在“华教颈上挂一把刀”，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公会一点不以为然。
贯彻单元政策何需契约？
李三春较后在国会起立发言，支持史上深具争论的《1961年教育法令》。李三春当时这样说：“我起来支持《教育法令》，……本法令最重要的一点。是华校将被承认为本邦教育的一环。”
1961年7月3日晚马来亚广播电台上，李三春继为中学之改制，做此说明：“教授华文之时间及节数有的说只有180分钟，有的说只有5节，也有说可以争取到三分之一。总之，这是一个执行问题，而非政策……”
执行也好，政策也罢，杨培根律师的〈大马国家教育44年〉指出了《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引起华人社会极度不安。那是因为，在这项条文下教育部长，有权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把所有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小学改为马来小学”。
此外，1972年加入的新条文26A，旨在废除存在已久，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华文小学的学校董事部。华人社会抗议声因此四起。然则，自此“董事部不再有权力聘请或解雇小学教师和职员”，权限所及，只在食堂。
仅此两件，华教困境之事，由来所在，由此可见。是的，一切恰如政治学学者何启良博士在〈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1993）所言：“族群之间的重大课题大致上已经都尘埃落定。”
纠缠于无关痛痒的枝节
华小、独中、独大，一概如此，大家知之甚详。建校、师资、认证、拨款，都是这样。政权一声令下，单元的政策不变，政令一以贯之，何需所谓的“典当华教契约”呢？
董总一再所云，也止于署理主席邹寿汉（个人）所展示教育部（属下教育政策策划与研究组）秘书2010年9月发出的那一封信函。凭借，也似乎只在这么的一句话：
当时马华公会相关领导已同意接受“独中学生统一考试事宜维持现状”。因此，如果催促政府承认统考文凭，那么必须公平地重新审视当初所有达致的契约，包括撤销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之2，即“取消教育部长该表华小和淡小，成为国民学校的权利。”
但是，书函原文和原典所书，毕竟为何？如我在〈赏析邹寿汉解读教育部公函〉（6月6日《东方日报》）所说，董总发布译文版本里的“契约”之后，个别报章另外附加“共识”字样。那么，何者为是：perjanjian还persefahaman？
就算是公文所用，乃是perjanjian，据杨贵谊、陈妙华伉俪合编的《马来语大辞典》（吉隆坡：世界书局；1988）注明，其实也带有“允诺”之意。董总为何咬定确有“典当华教契约”？
好吧，推到终极，马华公会的领导确实出卖了华教，但是，难道他们可能留下白字黑字的书写，让自己遗臭万年？就算他们蠢至如此，这又何必？法令的诠释，也绰绰有馀了。
董总领导何必不断转换师资调派和独中增建的焦点，一再纠缠于无关痛痒的枝节？这样下去，怕是广大民众无可怀疑地认为：董总已经一无用处，甚至组织董总原来的目的，也不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