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及处理公民诉求？”这一问题对从政者深具挑战性。它既可考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成熟度，也可彰显出执政当局的施政手腕，以及民众对有关诉求的认同度。
我国近月来的连番街头示威请愿，从去年709的净选盟2.0大游行，及后力挺反稀土公害的绿色盛会，而至今天428的黄绿会师大游行，在在皆已揭示朝野政党在处理相关诉求上，所谓政治斡旋的失败；同时也暴露出执政当局在因应态度上的欠缺灵活。
或许，民众只从事件的演变发展，直觉看到执政当局动用公权力的粗暴，以及政治因应手腕的僵硬，但却无视于朝野在议会内外的政治斡旋，如果运用得当，何愁不能纾解民困、因应诉求。
纵观大马国内的政治生态，国人不难发现朝野政党并没有对话的机制和文化。议会内朝野议员的互呛对骂，即便延烧到议会殿堂外，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人看到了朝野之间的惯性对峙与博奕，却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共商国是的理想平台。
再者，一旦政党介入了有关诉求，它立即会贴上了政党的标笺。站在政党的立场，尤其是志在攻坚的在野党，当然不会平白放过任何足令执政党失分累累的机会，而干脆选择融入诉求方，甚至不惜“绑架”诉求，将之“占为己有”。
另一边厢，执政党人尤其是久存“汉贼不两立”偏狭思维者，面对这类诉求的冲击考验，首要的考量往往不是审视其合理性及可行性，或民心的向背，而是诉求的政党标笺。
在他们惯性思维的主导下，凡是敌营的主张诉求，当无附和认同之理。如此一来，当然也不可能还有协商的余地。在如斯的大前提下，一旦有人把诉求带上街头，执政官僚的惯性反应十之八九是离不开强行镇压的。
这种威权领导的思维，当然早在反对党人的预料盘算中。在强烈的政治得失意识的主导下，在野阵营自然期待执政当局与诉求方之间的矛盾激化，让执政党进一步失去民意的支持。换言之，只要诉求还继续延烧，他们自不愁没有政治筹码可供操弄。
政治解决走进死胡同
无独有偶，朝野阵营中都有一类“嗜血”的无良份子。主张镇压的执政党人，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擦枪走火”状况，往往会抱持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以为只要发生流血冲突，即可归咎于敌营的罔顾法纪，甚至可将之说成是宣导“社会和谐稳定”的反面教材，希望有关事件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造次者，起著一定的威慑作用。
同样的事件，落在主张诉诸悲情的在野党人眼中，却又是一个天赐得分的良机，至少可延烧多时，为未来的选战，平白增添几许的议题筹码。
今天恰逢428大游行，参加的友人与支持者当中，不乏无党无派的升斗小民。他们可说是亳无政治动机和考量的一群，也是备受执政党人普遍忽略的一群。执政当局或许已打从潜意识里，认定这次挟著两大诉求的会师游行，是蓄意冲著执政党而来，难脱为在野党造势之嫌。
然而，不容扭曲的客观事实是：它是一项跨族、跨党的公民诉求。诉求方走上街头，何尝不是因为政治的解决方案已走进了死胡同之故。
姑不论朝野双方对这次的公民诉求持啥立场，理性告诉我们，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它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
国人也普遍希望参加游行的各路人马与民众，能够自律与自重，以示对有关诉求的尊重。
负责维安的执法单位，在执行任务时，千万不能惯性地错把镇压视为职责。相反的，他们应对游行的民众提供基本的保护与维持秩序的服务。唯有如此，我国的公民诉求运动才有望登上新的台阶，在平和中为民主的进程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