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一班朋友去森雪边境的武来岸登茅草山,虽对刚造访过安徽黄山的我而言,该山简直是“小小儿科”,惟还算玩得尽兴,而且在山下新村喝的咖啡也足够令人留恋。此外,邻近一座规模不小的“石拿督”庙也颇有看头,虽严格来说,其建筑和景观设计——诚如典型的华人民间寺庙,还真有点“俗”,但我所感兴趣的是此庙亦有让人“动容”的神迹传说,即宗教学所谓的神圣叙述(sacred narrative)。
当然,实际上不少,乃至所有拿督公庙都有其神迹传说,包括各种让人啧啧称奇的感应经验,否则也不会吸引众人膜拜。惟石拿督庙不同的是其有所“发展”,尤其是把所谓神迹很清楚地用布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其中还有采访剪报,借此访客很容易就可大致了解石拿督的“神圣性”。坦白说,这也算是一种初步“制度化”,因其已开始通过有设计、有管理的方式为社会进行“石拿督神迹”宣传,乃至教育——虽说还属于比较静态的。
所谓“成功”的宗教,其中两样不可少因素,肯定是宣传和教育,而农业社会的地方性民间信仰,往往于这两方面都比较薄弱,一般只满足于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树立神祇的权威。惟有在具备成熟的城市文明所培养的文化精英的参与下,地方神祇才有机会通过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机制,渐渐扩展其影响力。当然,精英的参与不会只是简单重述,而是夹杂很多的创意诠释,甚至对原有崇拜进行彻底改造,包括为其增添更多的道德及伦理意涵。
当一民间信仰进一步发展成具成熟体制的主流宗教后,对神迹和神圣叙述的态度往往也更趋于理性,管理方式也更加严谨,甚至诉诸科技鉴定。这对于某些偏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信徒而言,或有点扫兴,但恐怕是必要的“过滤”程序,否则很容易发生信仰上的“脱轨”或“病变”。虽说从信仰自由和自主的角度来论,权威式的管控似乎有点“霸道”,但只要是符合情理的柔性权威,还是比较能够让人信服及仰视的。
显然,马来西亚的拿督公崇拜普遍上离制度化还非常遥远,毕竟其于神学意义上,尚属较局限于纯朴的功利导向的“神—个人”关系,而非涉及集体之幸福、道德和伦理的“神—社会”关系,所以内在而言也无宏观的制度化需求。不过,若有一天某拿督公向某个社群集体“显灵”的话,那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