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族裔学生被师长以具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问候”，此乃“言论暴力”。如事发之后，学生不仅没获得加害者的正面道歉，甚至还被官僚系统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周旋、敷衍，那则属遭遇“体制暴力”了。
何谓暴力，或是见仁见智，惟若任何恶意的行为产生受害者，则可界定为暴力了。在不公正、不健全的体制之下，言论暴力的受害者没得到应有的道歉或赔偿，反被漠视、忽悠，甚至被教训、警告不该“闹事”，这诚可视为“二度伤害”，而施暴者即是“体制”——具体而言，乃体制内的责任者。如一相干体制欠缺为暴力受害者寻求正义的观念和责任感，那就算其本身并没直接行使暴力，却已有了包庇暴力之嫌，亦可谓参与了暴力。
相对而言，体制暴力恐怕比言论暴力更恐怖，因后者或是较个人、个案式的，或属“脑充血”之下的失控行为，但体制暴力则往往基于一些既定成见、心态、信念，甚至意识形态和议程；而且也不是出于“冲动”，反倒是相当“理性”的。有时，如此理性的体制暴力，还足以“义正词严”、“冠冕堂皇”、“泰然自若”到令人毫不怀疑、防备，乃至被其说服，主动放弃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甚至转而怪罪、责难受害者。
职是之故，某些社会才会发生集体无视于体制暴力之深度凌虐，却轻易敏感于各种言论暴力的现象。如说很多人非常在意网络上的言论暴力，乃至视其如瘟疫般，不断感叹、哀嚎、痛斥，却不太了解钳制、萎缩言论自由生态的体制暴力之严重。当然，把言论暴力比喻为瘟疫也无不妥，惟若以此为标准的话，体制暴力则堪等同于“癌症”了。巧的是：癌症正是表面上看不到，暗地里却在腐蚀身体，犹如体制暴力悄悄地在弱化社会的正义品质那样。
令人感慨的是，体制往往牵涉不少人的利益，以至于利益考量之下，明明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涉嫌暴力之体制者，硬要否认暴力的存在，假装若无其事，甚至美其名为“大局为重”、“遵照协议”、“市场规则”等。个中某些人更善于借用体制优势来经营舆论，企图掩盖、淡化体制暴力之罪证，甚至自我形塑成暴力问题的诊断者，或受害者。
如不从揭发、纠正体制暴力来消除不公正、不宽容的结构性症结的话，即使一切暴力语言都被消音了，社会也不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