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精明的霸权而言，他者乃必须深入了解的，否则无以掌握和驾驭之，所以会不惜动用相当的资源来考究、翻译、解释他者，包括其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等。早于殖民地时期，就有霸权积极研究他者，甚至还从中发展出专门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志、神话学、比较宗教学、东方学等。
无论如何，霸权对他者的研究，不一定属忠实、中肯地反映事实，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家的品味、期望、想像和价值观套上了他者，以至沦于夫子自道，似是而非。毕竟，了解原本就不是一桩简单事，即便临场考察，也未必能与被研究者博厚、悠久、复杂之传统，或者细腻的内在思维及心理同维度、同视野、同频率。总之，了解总是有其客观限度，若加上观察者不能自抑的主观偏向，更容易产生扭曲和失衡。
学术本应尽可能客观，惟若是由霸权赞助、引导，乃至操控的学术，往往并不担负客观的责任，而是或隐或显地试图把霸权的想像和价值笼罩、灌输于事实，令其能合理化、正当化霸权的意志。所以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是必要的，否则“文明”无以启蒙“野蛮”的他者；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圣战是必要的，否则无以“打救”不幸“迷途”的他者；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输出革命是必要的，否则无法“解放”被资本家“剥削”的他者。
总之，精明的霸权善于利用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研究和论述来施展其权威，以否决他者的地位和权利。如说他者寻求文化平等之际，霸权大可运用其对他者的“深度”理解来进行“分析”、“诊断”、“检验”，然后煞有其事地宣告他者的文化乃“粗糙”、“残障”、“异样”，甚至“颓废”的，不宜接纳。若所欲针对的他者于文化上有悠久而辉煌的传统的话，霸权就必须套用后现代主义来“解构”、“稀释”之，给其“祛魅”和“去势”。
当然，霸权不一定懂得扑朔迷离的后现代主义，或亦深知其“反噬性”，搞不好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宏大叙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宗教主义等，经常成为最方便挥舞的意识形态武器，以击溃他者的自主意识和自主性。此时除了诉诸普世价值，他者反得借助后现代主义来巧妙应对了，反正作为弱势者，他者诚没什么好损失的。
若不想被霸权所解释，他者首先就必须解释霸权——因而言论自由是不可妥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