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建基于个体自由，不仅于外在的物质财产，乃至连内在的精神取向，个体都拥有其不可被干涉、侵犯、剥夺的自主权。惟当然，“凡间”的任何事物总有其限度，所以个体自由也有其“责任”层面的先决条件，即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益为代价。简言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过，于某些欠现代的社会，个体主义之不彰，总会导致个体意识的淡薄，以至某些权势者有机会凌驾个体，强行一些违背个体主权的作法，比如规定人们得信仰宗教，甚至只能信仰某种宗教。立意良善、宗旨崇高的宗教原本有助于人心安顿、社会稳定，但若是强加于个人的话，就是一种现代标准下的“恶”，甚至是比剥夺外在的财物更为恶劣的恶。
于古代，宗教信仰往往不是自由选项，而是集体义务，所以无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西方人乃经过相当轰轰烈烈的不断反思、辩论、抗争，才确立了个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原本只是宗派选择自由，后来才慢慢发展到宗教选择自由和不信教自由。
实际上，相对而言，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度还蛮高的，虽说每个人都会被要求遵循一定的儒教“普世”价值。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并没发展出成熟的个体主义，所以也没有明确的个体宗教主权观。
古代社会何以要强迫个体信仰宗教，除了源于意识形态狂热，其实也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借宗教来整合被视为政体之基础和资源的人口。
换言之，个体只是政体的棋子、细胞或砖块，而宗教乃粘合剂之一。于如此时代，一旦领袖改换宗教，底下的“子民”也只有默默跟随的份，因其并无精神领域的自主权，甚至自主性。虽说偶尔也有部分比较“顽固”的群众不肯屈从领袖，惟下场往往也相当惨烈－－被当作异端而遭排挤、剿灭。
西方人自文艺复兴后，于宗教上就开始不愿被动地服从于地上的“人造”权威，所以才爆发了“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
接著，启蒙运动更把个体推上政治舞台，掀开了政治的新篇章：不仅“以民为本”，而是“以公民为本”，公民不但享有财物自主权，也当有精神自主权，包括信仰自由。
质言之，启蒙运动后不见得是宗教的陨落，而只是宗教卸下政治盔甲，回归到以感化人心为道路的本位。现代宗教强调个体的真诚皈依，而非以制度围堵、胁迫个体，恐怕还比中世纪的宗教更加“正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