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岸，一个被遗忘的地名，一段被湮没的记忆。鹅岸并非鹅唛，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不过由于地名相近确曾混淆，包括媒体、作家都曾错把冯京当马凉。早年中文报有时把鹅岸写成“鹅岸埠”，看似鹅岸或是吉隆坡市区边缘的小埠？至叫人唏嘘，不过60年岁月，吉隆坡曾颇为知名的鹅岸，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下几被彻底忘却，外地人更是对鹅岸之名闻所未闻。
第一次认真接触鹅岸这个地名，是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问起鹅岸的原名，难倒了曾活跃在吉隆坡采访线上的笔者。印象中，曾在吉隆坡报社当总编辑的香港作家刘以鬯，其著名小说《酒徒》里面提及鹅岸与吉隆坡一些地名。翻查《酒徒》果然如此： “轮子不断地转。吉隆坡。鹅岸河边有芭蕉叶在风中摇曳。锡矿是华侨的血管。......大头家陆佑从未梦见过新艺综合体......绿色的丛林中，枪弹齐舞。窗前有一些香蕉花。峇都律的灰尘正在等待士敏土的征服。”
1991年刘崇汉的《甲必丹叶亚来》，封面上的吉隆坡地图在淡江（Ulu Kelang）与文良港（Setapak）之间标记著鹅岸。原来，此地图源自1958年王植原的《叶德来传》。又原来，王植原的地图应是改自1951年英殖民官员S. M. Middlebrook的Yap Ah Loy（1837-1885）一书。 Middlebrook版是英文地图，王植原版是中文地图，不同的是，王植原版标志了英文版遗漏，而华民又熟悉的地方如鹅岸、孟加兰（Pengkalan，俗称峇都村）等地。
早在叶亚来时代，鹅岸之名已叫开。《叶德来传》提到当攻打吉隆坡的张昌部队被击溃：“逃窜到入夜时，张昌才发觉东南和东北都已无路可逃，不得已领著残军，越过巴生河，取道鹅岸（文隆港附近），向西北角逃去石岩山（Batu Cave）。” 文隆港即文良港，石岩山为峇都急。
鹅岸鹅岸，究竟马来文原名叫什么？尝试问过不少老人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晓。《叶德来传》虽提到鹅岸却未附上原名，唯有从 Middlebrook的叶亚来传记下手，逐字细查之下终于找到了Gonggang，叶亚来1880年后陆续开放新锡矿，包括“在文良港（Gonggang）的49英亩锡矿”。根据Middlebrook，张昌撤退时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往南撤经蕉赖口（Pudu Ulu）转去瓜拉冷岳，二是往西北撤“经现在的Gonggang Estate南端穿过Bukit Gonggang山脊”。
几经推敲，Gonggang虽与鹅岸不怎么对音，当年客家矿工或难发出马来话的G音，所以把Gonggang省略G音即成了ong-ang，与客家话鹅岸发音ngo-ngan就很相近了，鹅唛的原名Gombak同样省略G音变成on-bak，故称鹅唛。粤语鹅岸的发音为ngo-ngon，不过1948年生的老吉隆坡冼星航老师告知，即便粤籍华民亦以客家话发音唤之ngo-ngan。
从Middlebrook在Gonggang前标记文良港，可见鲜少人知晓鹅岸的具体范围。翻查新加坡报业资料库，倒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关于鹅岸路的报道最常见，兴许考虑到地点不够明确，中文报往往再标记其他路名，比方1940年代鹅岸多被标记“靶子路”，1950年代年鹅岸则被标记“葛尼路”，1963年中文报一则打著吉庆大厦的实业广告最具体：“吉隆坡昔桥拉律Circular Road大路边，即鹅岸大路口，附近有学校巴刹，巴士车川行，道路四通八达最为繁盛地区。”昔桥拉律即后来的敦拉萨路（Jalan Tun Razak）。
如此看来，葛尼路（Jalan Gurney）即为原来的鹅岸路，从葛尼路直行到终点是三叉路口，左转往热水湖新村，右转往文良港再也（Setapak Jaya）。热水湖新村前村长林晋伙告知，离热水湖新村咫尺之遥的昔日木屋区，老一辈亦称此木屋区为鹅岸，有理由相信当年鹅岸范围涵盖热水湖，以及木屋区过去不远的“陆佑村”，村里今有一些小工厂但无人居住，一间老兴都庙前的旧庙牌犹标记Kg Loke Yew。1988年葛尼路易名Jalan Semarak，现再易名Jalan Sultan Yahya Petra。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鹅岸路曾唤作Gonggang Road，在称作葛尼路之前，这里唤作Rafle Range Road，是英军练枪的地方，故华民称之“靶子路”，后来射击场换去别地，Rafle Range名称也转移了，槟城也有一条同样路名则唤之“打枪埔”。当年所谓鹅岸范围，亦包含国防部（Mindef）、警察训练所（Pulapol）等地，至今连接原鹅岸路的仍有一条Jalan Padang Tembak（射击场路之意）。现原鹅岸路口还有Jalan Gurney，但与昔日的葛尼路没有关连。
谁最早来到鹅岸或Gonggang呢？2003年学者Abdur-Razzaq Lubis与 Salma Nasution Khoo在书写印尼曼特宁（Mandailing）族人在马来半岛的传奇称：曼特宁人在吉隆坡开发的矿村包括安邦、Bunus（即今甘榜峇鲁Kampung Baru）、Gerongkang（即鹅岸，后来渐渐演变成Gonggang）。Gonggang原为一种树名，在马来半岛与印尼各地普遍可见，故印尼亦有多个Gonggang地名。
根据冼星航老师，1960年代他到鹅岸时，不过仅有一条小街场，十间左右店铺，华民多聚居在小街场一带，附近地区则多为马来人。从新加坡报业资料库挖掘，鹅岸路有不少华民菜园屋，养猪养鸡种菜等，马来人则多种水果，街上有华民开设的杂货铺等，以及1946年创办的新民学校。1940年代还有一个华民唤“义合园”的聚落。新民学校1954年被烧毁，当时全校有百馀学生，学校设于“椰林橡树之间，固一理想之教育所在”云。
别说鹅岸，Gonggang之名如今也完全没有痕迹，原来的甘榜Gonggang亦已易名甘榜Semarak，唯有在旧报纸档案以及老地图中犹可发现一二。1922年英殖民吉隆坡周边地图，便标记了淡江西南边的Gonggang Estate，从鹅岸路口可通此园丘，而陆佑2900亩的浩道登（Hawthornden Estate）园丘即位处Gonggang 园丘北边，1888年开发胶园前原称Ulu Gonggang，就在鹅岸锡矿原址之北。陆佑是从英国人J. A. Toynbee手中买下园丘并保留原名。
由于两大园丘紧密相连，华民口头上亦把浩道登当作鹅岸范围，1964年陆佑公子陆云涛台湾空难丧生，有中文报标题称“陆云涛余骸将葬鹅岸胶园”，实则陆云涛葬在浩道登园丘一个小山岗，陆佑1912年申请把园丘其中10亩地转成家族墓园，而更高的山岗上则为陆佑别墅。根据2018年刘崇汉的《陆佑传》，这座华民俗称“陆佑山”的山岗，“原称Bukit Loke Yew，后改称Bukit Keramat”。林晋伙则告知“陆佑山”附近一带如今尽成高楼住宅区。
1950年代吉隆坡屋荒严重，英殖民政府推动在鹅岸路等地增建不少新屋。然而真正大事发展是1983年，政府以城市发展之名，征用浩道登和Gonggang园丘建设住宅区与商业区，以新地名称之旺莎马朱（Wangsa Maju），1990年代原Gonggang园丘进一步发展，并脱离旺莎马朱另称为斯迪亚旺沙（Setiawangsa）。
至此 Gonggang走入历史，仅留下一条相信源自Gonggang名称演变的Jalan Enggang。至于刘以鬯笔下的鹅岸河实则并不存在，林晋伙告知鹅岸仅有一条巴生河支流称普努斯河（Sungai Bunus），过去经常在大雨时造成附近地区泛滥成灾，所谓鹅岸河或仅为文人的浪漫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