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大马统计局的资料，2020年大马中位数薪资从2019年的2442令吉，掉至2062令吉跌幅为13％，这是近9年来首次下跌，估计202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
从职业类别来看，高层次熟练类职业，如经理人员专业人士，助理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的平均月薪也从2019年的5072令吉掉至2020年的4619令吉；半熟练人员如有经验的销售员，熟练的农林牧人员，机械操作人员等，也从2206令吉掉到2007令吉，而初级缺乏经验的非熟练员工月薪则是1727令吉。
大体上，高层次熟练人员，半熟练人员与初级人员在工作人口中的个别占比为约28％、60％与12％。从产业类别来看，2019年有约63％在服务业，17％在制造业，农业与建筑业个别占了约10％。
虽然说自1990年代以来，大马的工资水平是呈递增现象；只是，吊诡的是自2007年以来，工资涨幅远追不上物价水平。这才是问题关键。
伸言之，整体上言，若从购买力的角度看；其实，今天多数大马人的生活水平是低于1990年代的。之所以，在于钱的价值不在于其面额，而在于其实际上可购买到的东西多寡与品质。
比方说，在1990年代，一位大专毕业生大体上可拿到2000令吉或以上的月薪，可那时物价特别是屋价（房地产）价格多是可望也可及，以雪州梳邦再也为例，1990年代一间20X60英尺的排屋，价格还不到20万令吉。可今天，特别是2010年后，房地产价格已大涨特涨，以至月薪3000令吉者也得在雪隆一带望屋兴叹。
经济民生影响政权
在大马，一般物价水平在2007年后涨声大响，主因在于2006-08年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甚至涨至100美元一桶或以上。当时首相阿都拉也让石油价格跟著市价涨，因为当时政府认为大马人享有太多补贴，已上了补贴瘾，外劳瘾与拐杖瘾，其后果便是物价大涨。
如茶餐室一杯茶水从20仙涨到40或50仙，面条与杂食的涨幅也同样惊人。在这个涨声响起来的情况下，使国阵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了半壁江山。在野党也在这个半壁江山的基础上壮大起来，以致在2018年成功改朝换代。可以说经济民生是影响政权的最主要因素。
同理，2018年大选在野联盟成功取得中央政权，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只是物价与屋价大涨无疑是主因，可以说，只要不搞好经济民生，政权就难以保住。
要如何改善大马人的生活状况是大马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个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过来。假设情况不变，未来这个挑战会较现在更棘手，进而冲击到政治的稳定，使未来政治更具动荡性。
说白了，大马人的工资水平是难有实质的大幅改善，即便政府再调高最低工资也无济于事，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如1970年代当英国的工资物价相互推动螺旋向上的恶性循环，以致最终出现新自由主义改革。
何以情况难以大幅改善？这可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来分析。从外因看，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两面刃，是机会也是挑战。大体上，1980-1990年代大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进入1990年代后期，情况变得严峻得多，以致出现1997-98年的金融货币危机。之后，大马也出现早熟的脱工业化现象。
比方说，在2000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是约30％，可之后便节节下跌，到2019年已跌到23％。与此同时，服务业占比节节上升，可又不是高增值的新兴服务业，而更多是廉价的服务业。这个现象不仅见于大马，也见之于高收入国的欧美日等国。
大体上，自198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发达国与高收入国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般工资停滞或倒退现象。与此同时，少数新兴产业工资又快速上升形成工资两极化现象，进而又促成了极富与极贫增多，而中间阶层向下陷落，萎缩的M型化趋势。不仅欧美，日本、韩国、香港等也出现类似的M型化。
大马做为中高收入国，又高度依赖出口和外资，很自然地也逐步被边缘化。制造业萎缩，服务业大增，特别是消费型零售业快速发展。这透露的信息是，大马已从靠投资与出口转向靠消费与内需推动的经济体。在产业没有与时并进升级的条件下，这个由消费推动的内需也只能靠举债方式来推动，可这毕竟是难以持绩的。
当家庭债务从1990年代的近40％升到2010年代的90％后，这个内需驱动型经济也走到了尽头。这里的关键是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活动要从低端劳动密集，低技能，低增值转向中高端，知识与技术密集，创新取向与高增值方向发展。若否，便只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斗廉价进入红海竞争。这就是近20年来大马的实况，也是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甚至倒退的主因。
大马不易人尽其才
实则，进入21世纪后，大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被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超越。原因也很简单，大马虽是中高收入国，可得与中收入国或低收入国在同样的领域竞争。至于何以大马不能如新台韩那样升级则涉及了政治与教育等因素。基本上，大马的国情与政治生态，使大马不易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坐享其成的寻租者也太多，甚至连外劳也是个寻租产业。
从教育与培训方面看，大马的教育哲学与制度偏向英国式而不是德国式。德式教育著重实用的职业与技术教育，而且这个技职教育又与发展需要密切联系，以致70％的16岁或以上的高中生是进入实用的技职学校。大马则著重做公务员的学术型教育，这就使教育与发展需要脱节。
一方面是政府要扩大公务员队伍，以免大专生毕业即失业，而搞反政府活动；他方面则是市场长期缺乏实用的人才，这个错配已延续了几十年，迄今还看不到真正的改善。
进而言之，进入21世纪后，大马联邦政府债务也节节上升，以致每年预算案中，行政开支不断扩大，而发展开支不断萎缩，没有生产性的投资便没有未来；更何况预计2030年会有15.3％人口是60岁或以上，可以预见公共医疗的压力会日趋沉重。
大马将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更难削减行政开支，政治恐怕也会更趋讨好而非求好的民粹化方向发展，能否扭转乾坤就看这一代人的思路与执行力了。若否，就只好变成失败国。整体上言，大马是个条件本来不错，但却未善用的后天无作为，先天优势也失色的可惜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