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大马人民再过数日就要迎来新政府执政一周年。去年的509那天，我们除了见证大马历史性政权和平交替，人民也因厌恶牢不可破的国阵政权与几乎不可被拉下马的纳吉，而选择把手中神圣的一票寄望给打著政治改革旗号的希盟。纳吉在执政时期无所不用其极地镇压反对党，他也借内阁重组为由陆续铲除党内异议份子慕尤丁、沙菲益阿达与慕克里兹，以杀鸡儆猴用霸权牢控国阵和内阁。当时这些独裁的举动丝毫没动摇纳吉政权，大选前他固若金汤的地位无疑宣示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大崩坏。
正视臃肿瘫痪问题
笔者以为一个以拉倒纳吉政权为首要目标的希盟，因见证了纳吉只手遮天以及国阵腐败的制度，而对整顿与改革体制存有一定的共识。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最终目的就是要确保我国不会再出现“纳吉现象”。一个全面运作和良性竞争的政治体制能促使内阁、国会甚至反对党更有效地监督与制衡首相和行政机关。在此，笔者想借机谈一谈希盟内阁是否已有所改革。
我国奉行英式内阁制，其特别之处在于首相和其行政团队大多数是从民选国会议员中选出的。因此，有别于总统制，部长在内阁里拥有一定的制衡约束力。
如果有内阁成员对首相或内阁议决存有任何不满，他们大可连同其他同僚向首相逼宫，勇敢辞去部长职责施压。首相得顾忌，是否能保住他的宝座取决于执政党议员的支持，其中同样也是执政党议员的内阁部长们就握有拉倒首相决定性的票数。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因内阁成员逼宫而黯然下台。“铁娘子”个人的政治危机，正始于副首相贺维的辞职。
在国阵时期，我国内阁之所以会失灵，某个程度上因首相署太臃肿以及首相兼任财政部长的集权动作。如此不当的安排使当时的首相纳吉权倾一时，更凌驾于其他内阁成员。国阵内阁部长们也往往在政治利益当前选择继续庇护国阵姑息养奸。这也解释了为何被一马公司丑闻缠身的纳吉政权在14届大选前仍稳如泰山。
若细看希盟的现任内阁，就不难发现希盟的确有正视纳吉时期内阁瘫痪问题，而对症下药。首先，首相马哈迪因人民反对而打消了他想兼任教育部长的念头，而他属下的首相署也从纳吉主政时期的9个部长和3个副部长减至2个部长和3个副部长。首相署旗下没用或相关的行政机构，若不是被废除就是转移到更相关的内阁部门。
除此之外，公共机构如反贪污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大马人权委员会、总检察署也不再听命于首相或受制于内阁部长们的行政干预，而是直接向国会负责与汇报。理论上，首相的权力的确在希盟新政下被削弱，首相署权力下放理应壮大其他的内阁部门，使得后者有一定的制衡能力。然而，内阁制衡往往需在政治危机时刻才得以验证其实用性，所以希盟的内阁能否达到牵制首相的作用仍有待观察才可下定论。
集体责任制
随著政权交替，新内阁因希盟四党执政联盟的政治结构迎来问题。首先，内阁集体责任制（Cabinet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的精神原则与实际操作，在新政府底下仍匮乏和混乱。
内阁集体责任本来就属于一种非正式的宪法惯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其原则必须贯彻在每一个奉行英式内阁制的国家。每位内阁成员必须准备为所有内阁通过的政策向国会负责并负上政治责任。
比方说，任何一位希盟部长都不能把废除消费税政策置身事外。内阁成员必须公开表态和捍卫内阁所作出的决策，纵使他们私底下有多大的怨言和不满。不满的内阁成员可选择辞职明志，以达到如上所述的制衡效果。倘若保持沉默，内阁成员则需尽可能避免发表与其他部长不一致的言论。内阁面对媒体或民众的时候也需避免公布任何在内阁会议里还没获得共识的政策。
由于四党意识形态和政治地盘有别，新内阁常出现举棋不定的迹象，欲推行的决策也被拖慢或甚至U转。譬如，今年1月发生了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与财政部长林冠英在东海岸铁路计划对外发表不一致的看法，确实增添了国内外无谓的揣测和困惑。近期企业家发展部长礼端尤索夫针对莱纳斯稀土厂课题公开打脸环境部长杨美盈，也让内阁集体责任制蒙上阴影。
由四党组成的希盟内阁显然并不如纳吉国阵的内阁来得那么的“团结一致”，后者皆因以巫统为首和纳吉全盘主导。希盟四党也因各自的政治需求而出现政策意见分歧。内阁分歧理应只局限在每周的内阁会议，把分歧带到布城以外除了削弱希盟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让希盟四党之间产生更大的猜疑和芥蒂。
大马内阁是联邦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和领导核心，而集体责任精神正是要确保国家所有的决策包括内政，经济，国防，外交等的政府立场一致。希盟务必要加强内阁内部的纪律协调方可呈现一个政策方向确定、思路扎实和靠谱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在决策上纷乱让人民摸不著头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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