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一场辩论赛的题目，其实是一场培训营分享会的主题。我和陈亚才兄在27日（今天）应一华团生活营之邀，出席和年轻人谈谈我们的看法。虽然我们都是学历史的，但他的身份比我超然。我的火箭烙印很深，即使退了党，“超人”的发言难免会被视为民主行动党的立场。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该是“角力”，则国阵（尤其华基政客）的舆论机关将伺机说成“连超人也承认，槟城人民需要和槟城政府进行角力”，进而推导出结论：“林冠英政府和槟城人民不能共赢”，“一定要让火箭或公正党输掉一些议席，以壮大槟城国阵”。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当是“共赢”的话，那么国阵文宣也会宣称“人民无需和纳吉角力，应该充和分和国阵政府合作，尤其通过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去协商，来争取权益，达致共赢”。
为了避免我的演讲内容被断章取义，首先，我要设定好讨论的“条件”，不能光从命题出发来泛谈。好比你问小朋友，“下雨好吗？”，他很难答复。但若设定好条件，“请问在旱季，下雨好吗？”或者“海啸过后，下雨好吗？”，则小朋友的回答就简单得多。
所以，只要我们将“条件”设定好，将讨论的时空范围界定清楚，则不仅有助于大家判断问题，我的见解亦不容易被有心人曲解。
巫统主导的马来西亚国阵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海内外搞“大马研究”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累积的文献很多，有曰：威权政府、种族威权主义、协和式民主、选举式威权、威权性发展主义、温和穆斯林国家、超稳定种族霸权政体、掠夺型威权国家……林林总总的名堂、概念和定义。
然上述的概念和定义，都能综合出若干特征：
1.大马是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
2.国阵是由马来种族支配的权力分配模式；
3.国阵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备受质疑，皆因不公正的选举制度（gerrymandering）使然；
4.随著伊斯兰化政策（islamization policy）的进逼，大马宪政世俗的基础正逐步受到蚕食；
5.英国西敏寺的三权分立民主制衡机制没有获得充分尊重和实践，尤其干预司法的大案成为诟病；
6.国阵推崇的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非“法治国家”（rule of law）；所以它在国会可以制定诸多“恶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不惜践踏公民自由权；
7.大马虽然不是共产国家，但国阵执行的经济政策也并非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单一种族垄断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巫统“干预市场的手”无所不在，但偏偏“要自由竞争的它却干预，要干预的它却自由放任”，是为马来党国资本主义（Malay party state capitalism）；
8.国阵（尤其巫统）有一套奴役百姓思想的软势力，从敦拉萨的“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马哈迪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发展到当今纳吉和伊党共治的“伊斯兰化政策”，作为消解马来社会反抗势力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9.社会福利的分配不是建立在民间的实际需求，而是以肤色为判断基础，国民被划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是为“单一种族福利国”，又称社会沙文主义（Social Chauvinism）；
10.西马半岛的现代化建设远远超越东马两邦，资源长年被执政精英所瓜分，近年本土主义崛起，沙砂分离主义将是大马未来的一大挑战。
就以上十点特征来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条件”和“范围”，你认为，大马人民和国阵政府的关系，应当是“角力”还是“共赢”？
我不准备提供标准答案，因为我不赞成给年轻人“喂食”，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西方哲人对“政府”的见解，作为大家独立思考的参照系。
首先，我们探讨为何人类这一物种，需要组织政府和国家（state）？简单地说，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要通过结社、互助、集体和情感生活，来应付自然界、猛兽和外族的挑战，目的为保障个体安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和繁衍后代。
所以人不论在参加部落、归入民族、组织国家或选举政府，都应当是以促进自身的福祉（自由、安全和繁衍，也包括财富）为宗旨，而非被集体（可以是部落、宗教、民族、国家或政府）所奴役或侵犯。
我认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谓“政府的目的是自由”，史宾诺莎（Baruch Spinoza）也认为，“自由应摆在安全之前”。洛克（John Locke）则说，“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故此，人类最宝贵的价值是自由，自由不应该因结社而受到侵犯。人民组织政府，是将自己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按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度让”给政府，并且约定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举行选举，确保“度让”的权力可以依时收回，或重新委托给另一执政集团。若发现“社会契约”的内容没有被政府所遵照，人民有权力可以用暴力推翻之（卢梭的观点），这就是“主权在民”的精粹。
社会契约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和国家/政府（英文都是翻译作State）的基本约定，比如维持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宪法至上的治理模式”、“个人自由、安全和平等获得保障的社会制度”等等。宪法则可谓社会契约最集中的体现，我借用中国当代思想家已故严家其先生的“两个凡是”来说明之：“凡是宪法没有规定政府可以做的，政府都不可以做；凡是宪法没有阻止人民去做的，人民都可以去做”。这个要义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度让”给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不会被滥用来遏制或侵犯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所以，对于政府权力，要从严规范；对于人民权利，要从宽解释。政府敢越其权限一步，就是违宪；人民反抗，则是护宪。故此，净选盟（Bersih）号召人民上街，和平示威，不是推翻国会民主，而是捍卫人民有反对专制政府的自然权利。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我同意作为一个有效进行“治理”的政府，它需要透过“社会契约”赋予它合法使用暴力（警察、军队、监狱）、公共资源（财政税收）和司法系统，这是为确保促进一个大多数人福祉的社会制度得以有序运作。但是，政府/政党和政客，往往会滥用公权力，来维护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甚至侵害人民的福祉和破坏"社会契约"，大家从近期国阵援引“国安法”（SOSMA）逮捕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一案就能判断之。
再则，大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Load Acton）认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有西方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主张三权分立，近有东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出发点均是对人性的不信任，故要将权力分散，并用权力来制衡权力。有人形容说“宁要两只互相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如李敖就提出“壮大乌龟打王八”的主张。大家不妨思考纳吉在被揭发一马丑闻案后，从其个人到政府机构，权力是更集中还是被分散？
我期待大家能从我的分享中结合大马的“具体国情”来做独立思考。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1957年到今天，你认为，我国的政治是否更加自由？社会是否更加开放？民族是否更加平等？经济是否更加进步？政府是否更加廉洁？宗教是否更加宽容？
最后，你的个人权利是否受到尊重？你会和纳吉政权“角力”还是“共赢”？答案还需要我说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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