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建党50年来，在促进社会民主化、捍卫宪政自由权、争取民族平等和肃贪倡廉方面，都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然而作为一个遵循议会斗争的选举党，民主行动党在街头抗争的表现被批评动员不足，力度有限；这除了党领导层的世界观使然（中央多是英文教育精英），也包括多元民族但社会两极分化（土著和非土著）的大马，对于动员群众上街的"政治成本"，难免有很多复杂的考量。
再则，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天然臂膀─工运，在大马却是“软趴趴”的黄色工会（yellow union）。而民主行动党在大马捍卫非土著权益的最主要平台─华教运动，从地方基层到董教总中央，亦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不少是由马华、民政和人联党控制的董事部，他们对巫统的亲和，对民主行动党的敌视，导致大马的华教运动数十年来，不断在“协商”和“施压”之间摇摆。
在这种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检视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史，既能看到局限，也要看到贡献，才能比较客观公允。
首先，民主行动党支持华教运动，是对巫统同化霸权的一种顽强反抗，目的是为了捍卫大马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特征，避免大马沦为一个由马来霸权主义支配的单元化国家。
回溯到上世纪60和70年代，凡是敢于公开捍卫华教享有宪赋地位的斗争，总会被执政当局扭曲成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在巫统右翼份子眼里，华人就是等同于共产党，而华校就是培养亲共分子的温床。
而作为“非共左派”（当年李光耀的形容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行动党，其抗争的理据不是建基在华人民族主义，而是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这个抗争的理论基础在当年显然比许多华团都来得进步。但是，巫统依然将民主行动党形容为共产党，并将该党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和陈庆佳当作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了四年八个月，是为民主行动党人坐牢最长的记录。
话说回来，“文化民主”这个论述的时代意义，在当年没有被高度认识。其实，和民主行动党意识形态同源同宗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二战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只有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然而，处在大马政治现实的民主行动党，在1968年已经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是首倡“文化民主政策”。
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行动党领袖，如林吉祥、范俊登等人，包括他们师承的蒂凡那，这些英文教育左派的理论水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针对文化民主的论述，一直要到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才通过相关的宣言和建议。换言之，民主行动党提出的“文化民主”政策，比欧洲左派至少早了15年。
对比当年的其他大马左翼政党，如人民党内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醉心于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论述、独尊马来语、反对各族语文平起平坐，这跟巫统的立场基本一致；而劳工党内的华人领袖和干部，则深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华文教育的强力支援，主要是激进的华人民族主义使然，不如民主行动党那样，是建基于“文化民主”。坦白说，“文化民主”这字眼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都不是华社主流舆论界所习以为常的字眼和论述。
由此可见，民主行动党对捍卫华教的政治论述，不是从狭隘的华人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以争取“平等”的理念为基础。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地位的平等/文化自由发展的平等/各族语言在公共领域使用权的平等/华教作为母语教育应该享有国家资源制度拨款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盟/国阵的马来同化主义幽灵，一直困扰著大马的建国政策。它所推行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所谓“三一政策”，不断威胁非马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华教运动作为大马华人捍卫其母语教育的一场跨阶级/行业/籍贯之社会运动，一直都被民主行动党领袖视作天然的盟友。
遗憾的是，因为大马华教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前身是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存有一种莫名的猜疑和敌意，这应该是延续自南洋大学校友对“雪茄社会主义”、“二毛子”李光耀的痛恨。当年民主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英文教育背景，以及被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党内派系斗争（华文教育派系被英文教育派系压制），都让民主行动党和华教运动的关系若即若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信基础不足，这也是1982年董教总“三结合”（派员参加民政党）同民主行动党冲突的隐性历史因素之一。
1990年8月18日，董教总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这是“民权起义”的伟大尝试，虽然两线制在大选时功败垂成，但是华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大大超越1982年的“三结合”，因为“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建基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民主理念，而“三结合”主要还是华社精英要同巫统精英周旋的权谋之计。
遗憾的是，参加民主行动党的董教总精英，也因为在1990年大选后对马哈迪推出的“2020年宏愿”，与林吉祥的认知有差异而闹矛盾。他们认为那是“假开放”，林吉祥则形容为“小开放”，这个矛盾最终导致1995年大选惨败后，柯嘉逊和李万千等领袖退党，柯甚至出书痛批林吉祥和民主行动党为“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今天看来，柯嘉逊的左派幼稚病（他的博士论文早就用欧洲极左的理论来数落民主行动党）以及李万千在世界观和情感上对民主行动党的不信任，是埋下双方分道扬镳的深层次矛盾之一。
事过境迁，今天的民主行动党和董教总关系很微妙。简单地说，民主行动党第一线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陈庆佳已离逝，廖金华则退休多年。民主行动党新一代，再没有人旗帜鲜明地扮演陈、廖当年的角色，避免被人标签为“华沙”，这又和该党近年来的“爱马来人”路线息息相关。所以民主行动党已经没有“华教发言人”，自然和董教总的关系也淡如水。再来，董教总近年来内斗连连，两边都有火箭的朋友，也有敌人，据此民主行动党中央左右为难，所以只被动参加受邀的饭局，不便主动表态支持哪一方。
回顾民主行动党半个世纪的华教抗争史，是大马社会多元属性的型塑史，多元文化随著国际大气候的变迁，日益被接纳为一股丰硕的建国遗产。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行动党50年以来昂首走过的华教风雨路，今天的国家面貌或许早就被巫统的同化政策所彻底腐蚀，沦为苏哈多当政时的印尼。华文/印度文/英文（除了文字，也包括文明）都被马来单元霸权主义所边缘化，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大马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
当然，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路还没有走完，巫统一日不倒台，马来支配权（ketuanan melayu）就永远都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发展。所以，火箭的“文化民主”当延续下去，我期待民主行动党新一代领袖能堂堂正正地，旗帜鲜明地为华教运动（本质上也就是民族平权运动）当发言人，不要再忌讳什么“华沙”的标签。
能否推翻国阵，改朝换代，来届大选将是一场关键的战役。万一希望联盟的选战成绩不如505，甚至倒退到2004年那样让国阵重新以2／3优势执政，巫统的马来种族气焰势必意气风发，它和伊党联合的宗教霸权更大肆进击，而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平等象征的华教运动，将面对更严苛的钳制和打压。
我强调，华教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华教工作”，好比民主行动党的斗争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也应该永远是“政治运动”。我们的理斗争念/论述抗争/社会动员都必须持续运动化，这一场抗争运动才能避免因某个领袖的离异或组织的官僚主义而被腐蚀或收编。
政治民主的落实，公民社会的勃兴，都是母语教育和民族平权运动永续发展的关键前提。来届大选则将是大马民主化能否转型的一次大抉择。希联盟党、民主行动党、华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都肩负推翻国阵政治霸权的共同历史使命。让我们团结互助、协同步伐，以民主手段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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