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12年时间,当上医美医生,也设立了医美诊所。”寒窗苦读多年,徐惠彬却在终于可以享受收成时,选择脱下白袍改穿律师袍,走进另一个世界。“坦白说,我从来就没有料到自己会从医生转换跑道去当律师。”他是理科生,成绩优异,毕业后,顺理成章获得全额奖学金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吉兰丹分校就读医科。“我那时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想法是可以帮助更多人。”而且他当时也背负著父母家人的期望,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当医生的孩子。

他没有让父母失望,顺利完成医科系后,成为了一位医生。

他被派往峇株巴辖政府医院服务5年;随后选择自行创业,成为了一名医美和家庭医生。“我在诊所工作的生活,我觉得很沉闷。”他直言,来找(家庭医生)求医的病例一般都不会太复杂,主要就是伤风感冒。而且,随著医保数额越来越高,大部分人会更倾向于找专科医生。举例:小孩生病,直接寻找儿科医生。至于医美医生算是专科医生吗?他说:“算是半专科吧!”不过他直言,当初攻读医美医生是一个走捷径的方式,毕竟政府每年能拨出让医生修读专科的名额相当有限。离开政府医院自立门户,他坦言,当中是充满无奈的。“在政府医院服务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当医生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到穷苦,有困难的病患。”

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没有人能不为五斗米折腰。理想与现实之间,徐惠彬最终选择了现实。

“政府医生的待遇众所周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医生会转到私人医院执业。”不过他说,私人医院的执业的模式就像是独行侠,缺乏团队合作,各扫门自雪。“举例:医生A的病人,医生B不会插手。”然而,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领域,因为人体构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对疗程反应都不一样,所以经常会出现掌控不到的结果。“医生始终是人,一个人能看到的事情始终有限。”他认为,倘若以医疗团队的形式来为病人治病,能大大降低医疗疏忽的发生。“奈何,私人医院的医生基于个人利益关系,无法做到这点。

他举例,病人车祸入院,双手和双脚骨折,同时需要进修接驳手术;在政府医院,这项手术会动用到3位骨科的外科医生,耗时可能时2个小时;但在私人医院,因为利益关系,往往只会由1位骨科外科医生负责。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手术时间拉长。“从医学角度来看,手术时间当然是越短越好。”那是不是代表政府医院比较理想呢?针对这点,徐惠彬欲言又止说道,理想中确实是政府医院的模式比较好,但我国的政府医疗体系与理想的目标大相径庭。“因为当工作量超出负荷量时,人(医生)会犯错的机率自然而然会被提高。”他无奈表示,这是我国医疗制度最大的痛点,希望卫生部能够正视。

脱下白袍,改穿律师袍,徐惠彬身边的人对他的决定,没有一个不感到震惊。“甚至有人以为我是不是因为中年危机?”徐惠彬风趣说道。虽然他把这个举动归类为“注定”,但其实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接下来的事情和身上背负的使命。
脱下白袍,改穿律师袍,徐惠彬身边的人对他的决定,没有一个不感到震惊。“甚至有人以为我是不是因为中年危机?”徐惠彬风趣说道。虽然他把这个举动归类为“注定”,但其实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接下来的事情和身上背负的使命。

医国比医人重要

徐惠彬拥有医生、律师,这两个被社会大众视为难度很高的职业身分,但其实这两个职业有著天壤之别;医生是理科、律师是文科。而他作为理科生,他说:“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过他当初自修法律系并非是为转行铺路,而是当他待在一个舒适圈太久的时间,缺乏挑战,他开始感到害怕。除了觉得法律具有挑战性之外,他也爱研究社会学, 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人性解放、女权主义等等。“我认为,法律和道德是画上等号的,遵守法律,就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花了三年时间成功考获法律学位课程,但那时他也还没决定要转行。“我只能说是天注定。”他竟然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归功于“注定”,他分享,那时有一位友人和他一起成功考获法律执行鉴定考试(CLP),以及完成9个月的实习期。接下来,就可以向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申请律师执照。“我是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被协助申请‘取得律师资格(Petition to the bar)’的程序。”随后,他笑说,说起来确实很荒谬,却是真人真事。

对于律师和医生,在执行上最大的分别,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行医只能治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现在的他希望能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希望能为法律改革献出一份力,尤其是医疗上。

“你们知道我国医生是没有扣分制或封刀的吗?即便该医生身上背负著医疗诉讼的案件。”当马来西亚交通部也提出了驾驶扣分制度(自动安全意识系统,AWAS),借此希望提高司机的警觉性,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但医生作为一个为人命、生命把关的角色,卫生部是如何确保医生长期都维持在同样素质呢?“医生虽然是属于高高在上的角色,但还是有害群之马的,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所以找到那失去功能的医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医疗失误,值得关注!

近年有不少医疗事故发生,既引起病患和家属的不满,也令社会大众关注现今医疗制度的漏洞,以及医护人员的繁重工作与压力。虽然民怨四起,却没有得到政府在政策安排上有妥善的回应,以处理千丝万缕的医疗问题。

徐惠彬作为一个拥有医学背景的律师,让他在处理任何有关医疗诉讼时更加面面俱全。因为他曾是医疗领域的一份子,所以更了解医疗背后的作业模式。

记者把他现在的身分形容成“医生们的敌人”,针对这个形容,他笑笑说道:“你(记者)为什么不可以把我当成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呢?”他自喻自己是完善这个制度的人,因为总是需要有人去挑剔,这个制度才能进步。

他更说道,有时病人家属会寻求法律途径,只是希望能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非被医生们忽悠,毕竟病人是他们最爱的家人,不是路人甲与丙丁。“比如说,婴儿脑部瘫痪、手术处理不好留下后患等等。”

他同时强调,很多民众常会抱著一种“医疗诉讼很难打!”的想法,认为民不能与“医生”斗,但事实上,法官对医疗失误是零容忍的,因为如果一条宝贵生命的失去是因为医生一些低级错误而导致,确实是法律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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