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发在505和509大选前都曾说，在一个多元族群与文化社会，换了政府不等于白雪公主与王子结婚了就会快乐生活的故事，“明天（大选胜利）之后”才是建设的开始。
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想法和思维来建设？
历史记载，1960年代由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的社阵因为语文问题而瓦解，1990年代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在野党联盟，因为伊党执意推行伊刑法而瓦解。当族群和宗教议题成为唯一的议题，当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发言，都被族群当中最强硬的声音主导，零和就是结果。
我在1998年烈火莫息起投入政治，在街头的政治运动中，和无数的马来同胞在催泪弹和警棍面前，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1998-1999年的街头运动，华裔参与的人数非常少，大都是马来青年。
在这些“有血有泪”的现场，我确定我们的对手是国阵和其种族政治的意识形态，我确定我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不是以华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华人是我的文化和族群身份，马来西亚公民是我的政治身份。我的政治是要每一名马来西亚人都过得更好。
2001年9月22日，我在澳洲求学，从他乡读到民主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异常的难过。
1999年大选，国阵的马来选票从1995年的75%剧降至50%左右；华裔选票则因为担心类似印尼1998年的暴乱（对安华掀起的烈火莫息运动的恐惧）和担心伊党，从1995年的65%增加至1999年的75%，国阵经历安华事件如此巨大的危机，却继续以2/3优势执政。
1990年大选，拉沙里其实是与伊党和行动党分开结盟。1999年，行动党、伊党、公正党和后来并入公正党的人民党历史性第一次正式在选前结盟，成立替代阵线（替阵），却也是民主行动党折损最惨重的选战──林吉祥和卡巴星在槟城华裔选民高达75%的选区双双输掉。
马来选民和华裔选民这两个主要的族群，因为历史、因为族群意识形态、因为族群媒体的炒作和因为恐惧，而在1999年交叉错过了历史性换政府的机遇。有趣的是，我在大选前就预测，2018年大选的成绩，其实与1999年是异曲同工之妙：希盟以近一半的马来选票和非常高的华裔、印裔选票在半岛取得超过100席，进而取得政权。
1999年大选和2001年替阵瓦解，促使我把在澳洲求学的几乎所有的精神，投入在研究民族主义、马来民族主义、伊斯兰政治，想探索如何突破族群和宗教政治，找到可以取代国阵的马来西亚政治汇集的中间点。
2005年我回国，开始全职投入政治工作，其中最早投入的项目，是在没有在野党联盟的情况下，促成行动党、公正党和伊党的领导层共聚一堂，寻找出路。2004年大选，国阵赢得64%的选票和91%的议席，在野党惨败。伊党开明派（后来在2015年成立诚信党的领袖）当时刚崛起。
三党的闭门会议在2005年7月在波德申举行，同一时间，巫统大会在吉隆坡举行，希山慕丁第一次举剑，也是巫统在1991年之后，第一次重提新经济政策。在野党领袖的波德申密会，决定的“不正式结盟但尽量不相互攻击、通过共同议题联合行动”的基本方向。选务改革是当时决定要推动的共同议题，净选盟就是这个会议的产物。
2008年308的海啸，一方面各族都不满阿都拉，另一方面，在野党的共同议题非正式结盟策略凑效，毁了国阵一半的城墙。
过去十年，我的看法是，巫统回应2008年大选的策略，基本上已经判定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等国阵的非马来人政党在2008年就已结束了生命，2018年埋葬。
巫统在2005年向右转之后，在2008年大选后更走偏锋，只向马来人最右翼的选民招手、拚命攻击行动党，忘记了马来人当中其实有很大群中间选民，特别是那些在1998年和1999年与我一起示威的烈火莫息世代，也忘记了1999年大选的经验，要赢政权，需要跨族群的支持。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2010年的怡保大会提出“马来西亚中间路线／马来西亚中道”（Middle Malaysia），基本上概括了过去十年行动党态度。行动党在多元族群社会中，我们明白族群政治的拉扯，也明白巫统把行动党当作箭靶，在马来选民当中攻击行动党的友党，而国阵的非马来政党、族群媒体则设定议程与行动党竞争非马来选票。
但我们清楚，要执政中央，就必须得到各族的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必须在经济问题有清楚的看法与表现。在华语华文的论述，我们致力在带领华裔以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全方位讨论和参与政治，而不是以华人的身份讨论族群议题。
2013年大选至2018年大选之间的五年，关于伊刑法和中资的辩论，可以作为借鉴。
2013年505大选纳吉惨胜后，非常清楚民联三党如果再次在安华领导之下出击，国阵大概要下台。因此，纳吉在2013年6月至8月之间企图拉拢安华入阁，被安华拒绝。2014年起，纳吉的策略就是通过法庭结束安华的政治生命，让在野党群龙无首；同时，以伊刑法／355修法分化行动党和伊党，也同时分化伊党内部，让保守派战胜开明派。
我在2014年于当时开明派还控制的伊党党报《哈拉卡》撰文写道，要在马来西亚执政，就必须拒绝族群政治的“siapa lebih jantan” （粗俗一点但贴切的翻译是“谁比较有种”）。巫统以伊刑法为题目，攻击伊党开明派“没有种”，不敢向行动党说“不”。马华公会则攻击行动党向伊党低头。《马来西亚前锋报》和TV3每天攻击伊党开明派和安华被行动党使唤，马华和中文媒体攻击行动党成为伊党的代言人。
我在2014年10月与颜炳寿在《星洲日报》辩论，当时我说，伊刑法是伪命题，是国阵通过媒体设定族群、宗教议题，要导致伊党开明派和安华在马来人当中的中间力量式微，放大最右翼的声音；而在非马来人的部分，要煽起恐惧，迫使行动党与伊党的保守派对著干，以便在野党联盟瓦解。我当时预测，伊党会分裂，分裂之后，伊党保守派将与巫统合流，最终间接成为马华的盟友。
我对伊党分裂和马来海啸的预测，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但是却一一发生。为什么我看到？第一，因为从1998年的街头，我就相信我与无数的马来人，在催泪弹和警棍前面，我们是命运共同体。第二、马来人的中间选民，比你想像得来得多。就如华裔中间选民在1995年、1999年、2004年支持国阵一样，马来中间选民和我们一样，要温饱、要好的衣食住行、向往和谐的马来西亚。第三、从1998年起，我们与公正党、后来的诚信党的领袖命运与共（林冠英与莫沙布1987年就关在同一个扣留室），我们有信任、我们有理解、我们有共识。
2017年初，我提出中资项目必须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和利惠国内中小型企业，附和马哈迪的说法。行动党和我因此被马华和一些中文媒体描绘成“反中分子”。
为什么明知道会被攻击，我们敢于提出这样的论述？第一，我们非常清楚，华裔中间选民对一马公司反感，如果有项目涉及一马公司，无论中资美资都反；第二、华裔中小型企业没有从纳吉推动的大型中资计划中得到好处，我们提出的看法有共鸣；第三、汤杯比赛马来西亚对中国时，马来西亚华裔支持马来西亚，同样的，华裔中间选民在经济上也有国民意识，希望马来西亚经济更强大。2018年大选后，我们对中资的看法──欢迎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和利惠中小型企业的中资，成为主流意见和共识。
过去十馀年，行动党与我们的盟友，不但面对有限资源、没有媒体支援，更在对手国阵和主流媒体不断设定族群议题尝试分化的逆境之下，逆水行舟走到509。执政之后才是建设的开始。建设需要时间和耐性。建设需要新的论述和共识。建设也需要信任。建设新的马来西亚，需要我们摒弃siapa lebih jantan “谁比较有种”的族群论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