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能治愈疾病；物理治疗师能协助恢复肢体受伤前的机能；心理咨商师能提供心理辅导，但一个面对功能障碍的孩子，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应付日常生活。家长因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培训孩子的正确技巧，劳心劳力却事倍功半。FlyingKids职能治疗所所长刘文哲在柔佛新山执业4年余，协助不少特殊儿童走上生活正轨。
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本地人对它的了解还是不深。它和求职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关系。虽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但事实是，家长根本无法照料孩子一辈子，职能治疗师的介入，是为了协助孩子在他们有限的能力内尽可能地独立。职能治疗其实分成好几类，而刘文哲因母亲是保姆，自己从小就是孩子王的关系，选择了小儿职能治疗。
治疗师和医师的工作不一样，后者是找出病因，对症下药，但自闭症或过动症的病因目前在医学上未有定论，刘文哲说：“没办法从病理的角度下手，但生活还是得过，每个生命有尊严，都应该被尊重，所以我们主要是帮助面对功能障碍的孩子找到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
进行评估，了解孩子的能力与局限后，治疗师除了训练他们完成能力范围内可办到的事，也协助他们改变环境和生活方式，“高功能的孩子可以到普通源流的学校去，但我们会就孩子的特殊状况和老师沟通，像是调整对相关孩子的期待。至于过动的孩子，也可以请老师让他们当班上的小帮手。另一方面，教导孩子认识自己的状况，告诉他们‘你就像一台引擎，有时候会过热，当你发现自己出现过热的情况时，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方说在椅子上原地前后摇摆身体。’”面对障碍的孩子一般上不会自我察觉，但若能做一些事前准备，给他们一些指导，教导他们自我克制，就能减少冲撞体制，避免一些麻烦和伤害。
培养休闲兴趣 引导孩子走向人群
职能治疗不使用药物，在工具的辅助下，透过活动和游戏建立孩子的稳定度，按照孩子的状况进行治疗。刘文哲直言：“社会发展步伐太快，对面对发展障碍的孩子不利。”家有特殊儿童，是所有家庭成员的事，而这个孩子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家人为他建造的堡垒。“他们要走出来，才能和外界磨合。但往往走出来就是最大的难题。”一来，家长不太愿意，小孩也抗拒；二来，外界的包容度还有待进步。
“不管怎样，让孩子真正地融入到社会才是职能治疗的目标，所以我们带他们到动物园、购物商场和快餐店，也协助他们培养其他休闲兴趣。”采访的那个早上，孩子们跟著刘文哲的伙伴学游泳，这些特殊孩子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他透露，早前有音乐老师主动咨询，希望掌握一些相关知识，以便教导特殊孩子。刘文哲希望有更多人主动了解这些孩子的需求，学习和他们相处，那么一来，特殊孩子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做，就不会做一些大家认为“奇怪”的事来宣泄情绪。
坚守医者良心
刘文哲是南马特别孩子关怀协会的顾问，也是新山和平关怀协会的顾问，工作以外，积极在南马分享和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职能治疗是科技和机械无法取代的专业，以目前的需求来说，其实是可以赚大钱的行业，但刘文哲并不急功近利。
“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没涨过价，很多时候都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如果要以商业手法来经营，大可做连锁，大肆拓展。但我们是医生，要讲良心。治疗师毕业出来后需要累积经验，拓展生意后是否能兼顾品质是一大问题。”
维持诊疗所的营运，要考虑商业因素，且当初诊所开业时，卫生部并没有职能治疗的先例，因此FlyingKids是注册在商业注册局下，至今仍未获得消费税豁免。“无论如何，还是要以孩子和对方家庭的角度出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运用有限的资源做最好的安置和沟通。”
资源不足，无阻回流开业决心
毕业自台湾高雄医学大学，刘文哲在27岁那年与两名台湾同学邱崇安和张胜泽一起开设了Flying Kids治疗所。当年一心认为台湾的环境更佳，想要留在当地发展，但当时侨生要在当地就业，门槛颇高，“我到金门、南投、桃园等地面试，但结果都落空。后来签证要到期了，不得不回马，但当年在本地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就把履历投到邻国新加坡。”
很幸运地，刘文哲获得新加坡职能治疗中心的录取，在那里担任了两年的治疗师，早上到特殊教育中心，下午则回治疗所会诊，“那是一家与世界接轨的治疗所，专业技术很丰富，除了待遇丰厚，我们也常有出去上课和培训的机会。我在那里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出来开业时技术虽然还算不上纯熟，但已经知道解决问题的管道，知道遇上问题时，要到哪里找解决方案。”
早在到新加坡面试时，刘文哲就打定要回马发展的主意，更是在离职的前8个月就向雇主“预告”，究竟为什么年纪如此轻、经验尚浅的阶段就决定开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知识，没有其他的资源。但，当时本地的需求已经多到要爆炸了。”他笑说：“可能是年少轻狂吧，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和能做到。”市场和前景都大好，担心的只是专业技术，但真正下手做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融汇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