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郭鹤年回忆录》，揭露了大马首富郭鹤年与政府的“恩怨情仇”，他在回忆录中批评了朋党主义及实行多年的新经济政策，分享了政府一再要求让土著介入，促使他放弃国际船务公司，如何在马新航空（马航前身）当夹心人等故事。
郭鹤年是带有一丝丝悲情色彩的企业家，这种悲情不是来自于他个人，而是政策环境所造成，早在回忆录之前，提到关于他的事迹时，最常被大马人挂在嘴边的就是多次在危机之时帮助政府，最终被逼离开国家，通过海外市场建立商业王国的事迹。
还有一例子，就是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里刘启盛，当他创办的实达集团成为大马建筑和房地产龙头老大时，被国民投资公司收购，随后他离开实达，以绿盛世东山再起。
在钦佩郭鹤年等企业家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不免让国人有唏嘘之感。从他们身上也让人联想到政策偏差、种族课题、薪金待遇、施展自由度所造成的大马人才严重外流。
媒体时有报导关于大马人在国际上取得骄人成就的消息，涵盖科研、工程、金融、医疗、影视、时尚艺术等各种领域，当中有个共同点均是在“外国”平台大展拳脚，先闻名于“海外”而非国内。
根据世界银行于2015年报告，生活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大马人数目，从1990年的12万1000人增至2010年的31万1000人，而超过一半是具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高技能人才，大马人才主要外流至新加坡、澳洲、英国、美国等。
试想这些人才将会给国家发展带来如何巨大的推动，而另一矛盾的假设，是当他们留在大马还能否取得如今的成就，大马是否有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来让专才们施展一身才华，就如长期旅居台湾的大马籍国际知名导演蔡明亮，返国拍摄电影《黑眼圈》因揭露大马黑暗面被当局禁止上映，缺乏包容和自由度如何留著人才。
人才外流，对个体发展而言几乎没什么损失，郭鹤年依然是富豪，四处投资具有潜力的国家；专才们在发达国家过著优渥生活，而损失最大的则是国家。
执政者总以多元、具有包容性来形容马来西亚，那么就请海纳各种不同人才，勿让郭鹤年等人的唏嘘，成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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