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扩大《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也称355法令权限的私人法案、麦当劳禁止携带非清真蛋糕入内争议，到最近的登嘉楼州非亲属关系的穆斯林男女共骑摩哆遭当局取缔事件，反映著不只是单一强势宗教对社会的干预日益强大，也突显神权与政治紧密合为一体的趋势。
不管是法律层面上的修改伊刑法加强惩罚，或生活层面上的各项限制规定，实际上，面对著现代化的冲击下，以保守及僵化的宗教意识、高压的手段去强制、规范信徒的生活方式，能有效加强信徒的信仰吗？这种强制下产生的行为，真的能够解决社会，特别是穆斯林的道德危机、贪污腐败的风气吗？
还是政治与神权结合下，一方面让丑闻缠身、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得以延续，另一方也让无法与时并进的神权，继续独霸于这多元族群的社会，不论是在话语权、空间或资源的分配上。
最令人担心的是，神权与政治的结合，已对我国那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世俗、民主的政治体制带来最大破坏，在种族政治下依肤色划分之后，另添多宗教的枷锁，进一步的分化这多元族群的社会。将于2月18日，针对355法令而在吉隆坡上演的两场互别苗头的集会，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当神权配上政治，把1400多年前的行为与价值准则，奉为圭臬，而不容异议、批评时，也等于让我们社会失去了宽容，只有神权政治下的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之分，进而衍生出排他主义、憎恨的政治。
如当权者一边积极推动伊斯兰化，另一边厢却不时把国内的非伊斯兰教、非穆斯林视为一种“假想敌”，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压任何质疑或批判的声音。
因此，国内日益的伊斯兰化，实际上也是神权与政治，透过法律的条文、生活的规范等限制，来维护，甚至扩张势力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