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7日倒纳吉集会前，前首相敦马哈迪及两名前巫统领袖，再度出击，联手前巫统峇都加湾区部副主席拿督斯里凯鲁丁，以及前巫统浮罗交怡区部女党员阿妮娜，周三通过律师向高庭入禀诉讼，起诉纳吉滥用职权，干预政府调查一马发展公司和26亿政治献金案。
这也是马哈迪在党内发动倒纳吉运动不果后，另辟“战场”，试图通过司法的途径，迫使纳吉下台的另一动作。在两周前，马哈迪也发起“拯救马来西亚”运动，并与在野党领袖如林吉祥、非政府组织等联手推动《公民宣言》联署，施压纳吉下台。
尽管，马哈迪等人的诉讼行动，会否获法庭接纳开庭审讯，依然是一个未知数，甚至开审后，也不一定可以找到真相或正义，毕竟法律也有可以管及管不到的范围，甚至也有可能与强权结合成共犯，维护及巩固现有的威权体制。
然而，诉讼行动至少提供了社会一个是非黑白讨论的空间，更可以映照出司法体制，甚至社会上对贪污、正义概念，是否存有盲点。譬如在26亿的政治献金案中，首相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中间又有著怎样的权力关系？其又是否享有法律的豁免权？
诚如当代美国法学大师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言，法律就是一个不断、无止境的辩论争议的过程。而法庭的审讯，不管是刑事案中的被告与检控者，或民事案中的起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争论辩驳，其实就是法律最核心的行为。
实际上，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社会上各种利益、意见角力后，妥协的结果。因此，法庭也成了社会沟通、解决歧异争论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