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工部副部长的兼职论，到首相在今年第一次内阁会议中，提醒各政府部门谨慎及节约使用拨款，显示2016年，对官民而言，都是一个通货膨胀，谨慎消费的年代。
在这之前，副首相阿末扎希也曾建议，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委员会，以探讨及解决生活费飙涨的问题。这反映当局至少聆听到民声，了解社会怨气所在。
然而，当权者的回应或行动，如副部长的“兼职论”背后，也反映出当权者意识，往往把这股社会的怨气，归咎于个人的责任，而似乎有意的忽略了问题背后更显著的社会结构。譬如民众生活负担日益加重，除了因物价日益高涨外，也与人民收入增长无法跟上物价涨幅，息息相关。
再加上，政府去年推行消费税、减少公共领域如石油、电费的津贴措施，使到物品成本高涨、市场的消费能力大减，进而令到原本已因原油价格大跌，国家收入大减，加上令吉汇率的滑落，而一片低迷的经济，更萧条。
经济学家就预测，政府不断削减津贴，加上交通费上涨和令吉疲软，2016年通膨恐升至3至3.5%，高于政府的通膨预期。
同时，一些论者也指出，薪金增长无法跟上通货膨胀，除了是员工的生产力因素外，也与国内产业结构无法转型，以及存有大量廉价的外劳有关。尤其国内数百万名的合法及非法外劳，不只带来各种社会的问题，也压制本地工人薪金的增长，甚至企业转型的意愿。
而阿末扎希就曾表明，政府在未来3年会引进150万名孟加拉籍外劳，以填补被遣送回国的非法外劳空缺，显示出当局的政策，依然离不开对低技能外劳的依赖。
这一切现象，也说明了生活费飙涨背后，与当权者的政策脱离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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