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2015年，迎来了2016年。在人们挥别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期许新的一年里，迎来新的希望之际，国家机构、社会结构却未必随著时代而改变。
尤其2015年，令吉汇率大跌，加上消费税落实后，在一片通货膨胀下，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然而，当局不但没有设法舒缓民怨，反而一边以国际油价大跌，要求商家下降物价时，另一边厢则以合理化津贴措施，减少公共领域的拨款，批准调升各种服务的收费，如大道收费、电费等。
这不只展示了当局的双重标准，民众的逆来顺受，也反映其背后的霸权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下，一切以当权者的标准为准绳，甚至可以当成“真理”来供奉，从而决定小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大至公共空间的运用。
社会在如此的思维笼罩下，当权者就可以借用公共秩序、宗教敏感、族群和谐，甚至社会安宁为理由，把一切可威胁当权者利益、地位的举动，标榜为异端，进而合理化一切的打压及国家的暴力行为。譬如，任何质疑当局的腐败、争取族群平等、资源公平分配者，都会轻易被标签上种族主义、套上质疑马来人特权的罪名，从而模糊掉了问题的焦点。
在这样的脉络下，就可理解为何当局可以允许封路，让民众进行倒数、狂欢迎新年时，却以公共秩序及技术的理由，将抗议大道调涨收费的活动，如“终止新街场收费站”列为非法集会，并劝告民众切勿参与。
毕竟，走上街头抗争，不只是一种不满的表达方式，也是在挑战当权者对公共空间的分配及运用，而这种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行动，更会引发民主意识的深化，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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