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2015年,迎来了2016年。在人们挥别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期许新的一年里,迎来新的希望之际,国家机构、社会结构却未必随著时代而改变。
尤其2015年,令吉汇率大跌,加上消费税落实后,在一片通货膨胀下,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然而,当局不但没有设法舒缓民怨,反而一边以国际油价大跌,要求商家下降物价时,另一边厢则以合理化津贴措施,减少公共领域的拨款,批准调升各种服务的收费,如大道收费、电费等。
这不只展示了当局的双重标准,民众的逆来顺受,也反映其背后的霸权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下,一切以当权者的标准为准绳,甚至可以当成“真理”来供奉,从而决定小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大至公共空间的运用。
社会在如此的思维笼罩下,当权者就可以借用公共秩序、宗教敏感、族群和谐,甚至社会安宁为理由,把一切可威胁当权者利益、地位的举动,标榜为异端,进而合理化一切的打压及国家的暴力行为。譬如,任何质疑当局的腐败、争取族群平等、资源公平分配者,都会轻易被标签上种族主义、套上质疑马来人特权的罪名,从而模糊掉了问题的焦点。
在这样的脉络下,就可理解为何当局可以允许封路,让民众进行倒数、狂欢迎新年时,却以公共秩序及技术的理由,将抗议大道调涨收费的活动,如“终止新街场收费站”列为非法集会,并劝告民众切勿参与。
毕竟,走上街头抗争,不只是一种不满的表达方式,也是在挑战当权者对公共空间的分配及运用,而这种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行动,更会引发民主意识的深化,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