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著名艺术家依布拉欣胡先在艺术馆展出一幅非常具挑衅性的作品。他将大马国旗涂得全黑，另加上一条红线及一个白色圆圈。
象征著马来西亚的“辉煌条纹”竟然遭涂污，不是对国家不敬吗？这幅作品挑起一些人的怒火，要求当局动用煽动法令对付这名艺术家。
据说，作品惊动当时大权在握的敦拉萨，亲自询问依布拉欣，涂黑大马国旗的动机。
他解释：“国旗涂得全黑，代表著黑夜的降临，因为我国刚遭遇一场悲剧；画上的红线，象征黎明即将到来；白圈则象征著国家重生的新能量。”
于是，艺术家与他的作品，成功过了一关。
这故事的悲哀是，有权有势者永远搞不懂艺术。总是要艺术工作者费尽唇舌，解释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象征著什么、创作动机是什么。
许多政客之所以无趣，因为当他们每接触到一件作品，无论是艺术品、漫画、影片或文章，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欣赏它，而是先界定创作者“是敌是友”、计算作品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政治资源、评估艺术创作者是否在挑战自己的威信、审查作品内容有没有犯法。
艺术工作者在政坛上总是很难找到知音，政客们为他们带来的只有麻烦，需要周而复始不断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
立陶宛壁画家尔纳斯在柔佛完成“转角遇匪”后，他需要解释是否在讽刺新山严重的罪案；在怡保完成“喝咖啡老人”后，又得解释是否在画马共领袖陈平。
《马来犀利啊》贺岁短片在网上热播后，演员们都要向警察解释，自己在影射什么政治人物。
当艺术家阿努仁达在作品上展示一句“I是白痴”（I is for Idiot）的标语时，则被警方查问，是否在污辱伊斯兰教。
一厢情愿地断言一件艺术作品具有煽动性，动辄对著艺术创作者穷追猛打，其实已忽视了，艺术本质上允许多重解释与无限的想像空间。
最近，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展出几副看似国家元首、元首后及首相背景的画作。作品又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他们认为作品污辱了王室、践踏了马来人尊严，大张旗鼓要求当局对付这些画作的创作者Vicent Leong，什至有人要求褫夺其公民权。
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这些人其实是在告诉别人，他们还搞不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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