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时选人或选党，向来各有市场。这不是个简单的是非题，在这决定国家未来的关键时刻，更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
先说一件往事。2006年5月，当时的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提呈动议，要求调查一名涉嫌滥权的国阵议员。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时任主席沙里尔表态支持，国阵后座议员却不捧场，没同声支持该动议，使沙里尔愤而辞去主席一职，响起平地一声雷。
沙里尔后来坦言，支持反对党动议是“超出了党的界限”。他的构想是，若有广大的同僚当后盾，就足以凝聚起一股力量与党意抗衡。结果如意算盘打不响，他只能在面对党鞭处分之前先行呈辞了。首相阿都拉事后更不讳言，国阵议员不可“根据本身意愿支持在野党动议”。
这是罕见的议员“叛逆”，以失败告终的冲击体制行动，恐怕已成绝响。议员遵从党鞭，有其由来，可确保执政党获得足够的支持，为落实重要决策护航。但彻查涉嫌违反操守的议员，旨在维护公共利益，无关意识形态之争，是非黑白一目了然。为反对而反对，只是敌我分明的盲目对立。
这件事揭示了几个问题：一位民选议员，应该为民请命还是服从少数政治精英的命令？当党意与公共利益出现冲突，议员是否能凭良心表态？安于当个橡皮章的议员，是否值得支持？
被许多人视为“清流”的翁诗杰曾坦言，议员不能违抗不合理的党鞭命令，顶多只能作“消极对抗”，如缺席表决。其实，就结果而言，缺席等同于“保持中立”。而南非前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有言：在不公义前保持中立，就是选择站在压迫者这一边。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有个“平庸的恶”理论，那是一种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为恶者并非性情残暴、存心害人的“坏蛋”，只是平凡得像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个邻居或亲友。然而，他服从作恶的体制，成为协助体制运行的一颗螺丝钉。
或许有这么一个好好先生议员，他温良恭俭，乐于助人。水沟塌了，路破洞了，路灯坏了，好好先生四处奔波找人维修。好好先生对任何人都保持微笑，看到跌倒的老人会扶一把，摸摸小孩的头夸乖巧。不过，同僚卷入舞弊丑闻时，好好先生一声不吭；有毒工业进驻选区，好好先生笑眯眯地说“没事”；提呈箝制自由人权的法令时，好好先生高举双手赞成。
政党不是铁板一块，坏体制内也可能有值得敬重的改革者，只是有必要辨别“清流”与“伪清流”。真正的好议员，在大是大非的关口，不会默许恶政乃至为它背书。我以为，若候选人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抵抗违背良知的党意，尚可选人不选党；若候选人在党领导面前只能唯唯诺诺，在清平世界来临之前，选党不选人还是比较可取的。
